张云逸大将简历生平事迹 张云逸的后代子女[第2页]

时间:2017-02-21 21:13:00 来源:8794网 编辑:小霸气

  (五)

  一九三○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共党在上海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停止了李立三等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中共中央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统治。但是因为交通阻滞,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未能及时传达到右江革命根据地。十月,张云逸等依照中央代表邓岗传达的六月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将红七军第一、二、三、四纵队分别从平马、东兰等地调到河池。十一月七日,在邓岗的主持下,红七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河池召开,按照中央打下柳州、桂林,在广东小北江建立革命根据地,阻止两广军阀向北增援,然后夺取广州,以保证全国红军首先夺取武汉的命令,通过相应的决议,提出了 “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的错误口号。会议改选了红七军前委,会后,红七军集中整编,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委,李明瑞任总指挥。原四个纵队整编为十九、二十、二十一三个师。红八军第一纵队剩下的几百人从龙州经过艰苦转战到达右江,在河池也编入了红七军。二十一师师长韦拔群根据党的决定,将大部分人员、武器拨给十九、二十师后,带领少数武装人员回东兰重新组建二十一师,在当地坚持革命斗争。

  十一月中旬,张云逸等率红七军第十九、二十师从河池出发,执行中央交给的任务。部队在东进中占怀远,攻四把,打长安,大战武岗城。由于敌众我寡,力量悬殊,红七军攻打敌人重兵据守的城镇,连遭挫折。特别是在广西的长安和湖南的武岗等地进行的长时间的攻坚战中,部队受到重大损失,许多指战员壮烈牺牲。张云逸和广大指战员对“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不满与日俱增。一九三一年一月二日,红七军进占全州县城后,召开了军前委会议,少数人仍然坚持攻打桂林的错误主张。邓小平、张云逸和前委的多数同志正确地总结了几个月来的经验教训,决定取消攻打柳州、桂林,最后夺取广州的冒险计划。会后,邓岗、陈豪人离开红七军去上海。邓小平主持召开了部队的政治工作会议,分析形势,统一大家的认识。前委会议和政工会议的精神传达后,广大指战员明确了方向,增强了信心,鼓舞了斗志。随后,红七军前委带领部队沿湘桂粤边界前进,准备到中央苏区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中央红军汇合。

  一九三一年一月,部队离开全州,经湖南的道州、江华,到达湘桂边界的桂岭。在这里,军部根据减员情况,将十九、二十师缩编为五十五、五十八两个团。一九三一年二月初,梅花村遭遇战之后,红七军在广东乐昌附近的杨溪渡河时,又遭到从乐昌和韶关两处赶来的敌军的袭击。邓小平、李明瑞率领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一部分人员渡过了乐昌河,同敌人展开激战,掩护后续部队渡河。因敌军不断增兵,已渡河的部队被迫撤退,我军被截为两部分,张云逸带领的五十八团一部和卫生队、休养连、供给处等七、八百人未能过河。敌人从河对岸向我军猛烈射击,我未渡河的部队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张云逸临危不惧,沉着坚定,在敌人封锁了渡口之后,亲自去探索路径。由于敌情极其严重,天色已晚,已无立即渡河的可能,他便带领部队撤退到三十多里以外的山村休息,同时派出人员到梅花村去同地方党联系,争取协助。没有过河的部队大部分是伤病号、后勤工作人员。而要到中央苏区,还有艰巨的战斗任务。必须加强部队的战斗力,轻装前进。第二天清晨,张云逸把部队集合起来,对大家说: “同志们,咱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被敌人消灭,一条是战胜敌人,去找中央红军! 大家看走哪条路好?”几百人齐声答道: “找中央红军去! ”张云逸接着说: “对! 这是唯一的出路! 可是到处有敌人阻拦我们,追击我们,几个连的战斗人员能对付得了吗?不能! 因此,我希望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战士,都要武装起来,用实际行动告诉敌人: 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打不垮拖不烂的! ”① 张云逸的话震撼着每个人的心,队伍里立即沸腾起来,共产党员、革命战士、炊事员、饲养员、卫生员、伤病员一个个振臂高喊: “给我枪! 我要战斗! 伤病员把手里的棍子摔掉了,拿起了烈士留下的枪杆。残缺不全的五十八团很快重新组织起来,由黄子荣任团长。张云逸率领这支满怀胜利信心的队伍,又踏上了征程。经过几天的急行军,他们到达乐昌河上游,在地方党组织和群众密切配合下,终于在乐昌和坪石之间顺利地渡过了乐昌河。

  新组建的五十八团进入湘南后,敌人的堵截和追击有增无已,几乎每天都要在翻山越岭和频繁的战斗中渡过。无论情况如何紧张,每次部队出发前,张云逸都坚持作思想鼓动工作,使指战员明确行军的路线和目标,勉励大家百折不挠地去争取胜利。行军时,有敌情,他走到队伍的前面,了解情况,指挥战斗; 无敌情,他走在部队的中间和后面,同干部、战士谈话,鼓舞他们的斗志。他强调在行军中要注意适当的休息,到达宿营地后一定要抓紧时间煮饭吃,以保证广大指战员有充沛的精力行军作战。在张云逸的坚强领导下,部队团结一致,坚定不移地朝着中央苏区的方向前进。

  一九三一年二月中旬,张云逸部到达湖南酃县的黄泥潭。这里山峦重叠,地势险要,是红色游击区,有党的组织、红色游击队和人民政权。他们热烈欢迎五十八团的到来,纷纷送来吃的、穿的和日常生活用品,游击队员们还主动给部队站岗、放哨,让指战员得到充分的休息。不久,汝城土霸、民团团总胡凤璋带领一千多地主武装进犯黄泥潭。张云逸充分利用这里险要的地理条件,把部队隐蔽在有利于伏击敌人的半山腰中。当敌军进入山沟,刚停下来煮饭时,他一声号令,指战员立即象猛虎一样冲下山去,向敌人进攻。我军的凌厉攻势和周围游击队的呐喊助战,使敌人陷于一片惊慌混乱之中。只用了半个小时,即将敌人击溃,杀伤、俘虏敌人近百名,缴获枪支百余支。而我军却无一伤亡。

  在黄泥潭休整十多天后,张云逸率领五十八团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里的人民和游击队,继续前进,二月底,他们在水口镇与王震领导的湘赣红军独立一师第三团会合,一起向湘赣边区的永新前进。三月中旬,当我军进入湖南茶陵县李家村游击区时,遭到湖南军阀何键部两个团的阻击。敌人占领了两个山头,处于有利位置。张云逸统一指挥五十八团和独立一师第三团,从正面和左侧向敌人控制的山头发起攻击。敌人居高临下,向我军疯狂扫射,战斗十分激烈。红军战士多次奋力向山顶挺进,但因敌军在数量和武器装备上占绝对优势,屡屡不能得手。为了避免消耗,张云逸毅然作出抽兵迂回敌后奇袭敌人的决定,命令五十八团第四连执行这一任务。四连指战员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迅速穿过敌我阵地间的田坝,攻占敌军控制的小村庄,从敌人的后方冲上山头。在我军前后夹击下,敌军阵脚大乱,迅即溃败。我军乘胜追击,大获全胜。此役歼敌三百多人,俘虏百余,缴获大批军用物品。接着,我军在张云逸和王震指挥下,先后占领了茶陵、攸县和酃县,取得了一系列战斗胜利。五十八团的威名在湘赣边区大震。

  三月下旬,张云逸和王震率领红七军五十八团和湘赣独立师第三团到达中共湘赣省委所在地永新城,受到党、政府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慰问的人群络绎不绝。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艰苦转战数千里来到这里的五十八团指战员,犹如到了母亲的怀抱,倍感亲切和温暖。湘赣根据地的红军,除独立师外,还有红二十军。会合后,为了统一指挥赣江以西的红军部队,湘赣省委决定成立河西总指挥部,由张云逸任总指挥,曾炳春任政治委员。

  一九三一年四月初,为了牵制敌人兵力,配合中央红军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张云逸指挥五十八团、独立一师和红二十军进攻敌人盘踞的吉安县永阳镇,歼灭了大量敌军。

  永阳战斗后,张云逸率部回到永新城休整。随后,经湘赣省委同意,张云逸又带领五十八团南下寻找红七军五十五团。五十五团过乐昌河后,在邓小平、李明瑞的领导下到达崇义。后来前委决定邓小平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部队由李明瑞等率领到达湘赣边区后,也在找五十八团。两个团终于在永新县的天河重新会合。不久,张云逸得了重病,随军治疗和休息。李明瑞代理河西总指挥职务。接着,红七军在永新召开了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总结了红七军从广西到江西行军作战的经验教训,宣布到中央苏区与中央红军会合的任务已经完成,今后的任务是为保卫与扩大中央苏区而斗争。五月中旬,红七军、红二十军和独立一师在张云逸、李明瑞的领导下,攻打安福县,取得了消灭敌军一个团,活捉敌人八百,缴获枪支近千的重大胜利。接着,红七军又与兄弟部队紧密配合,连克茶陵、安仁、酃县、遂川等县。红七军在湘赣边区的对敌作战,保卫和发展了湘赣边区革命根据地,有力地配合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

  一九三一年七月,张云逸和李明瑞奉命率领红七军开往赣江以东,在于都县桥头圩与中央红军会师。从此,红七军成为中央红军的组成部分。会师不久,红七军领导人张云逸、李明瑞在瑞金北面的壬田寨,受到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总司令朱德的亲切接见。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工农民主政府对红七军的战绩给予高度的评价,特授予“转战千里”的大红锦旗。

  (六)

  张云逸、李明瑞率领的红七军同中央红军会师后,于一九三一年七月划归红三军团建制。这时,由于张云逸重病未愈,中央任命李明瑞为红七军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①。张云逸服从组织安排,带病工作,当好配角。根据中央要部队分兵发动群众的决定,张云逸曾带小部队到于都打土豪分田地。十月,由于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李明瑞蒙冤不幸牺牲后,中央又决定张云逸为红七军军长。十二月,张云逸由红七军调到中央军委,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一日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最高裁判所委员。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日,军委任命张云逸为总司令部一局局长兼第一方面军副总参谋长②。在这期间,张云逸还担任过粤赣军区司令员③。张云逸在中央军委一局工作期间,对我军的建设和战略战术的研究作了许多工作。一九三三年五月和九月,他在《红色战场》上曾先后发表《战斗指挥研究事项》、《大战和小战以及游击战的动作怎样分别》等文,强调指出每个指挥员在接受上级任务后,必须对指挥战斗的有关事项从头到尾进行研究和了解,并作充分的准备,才能做到“胸有成竹”。还说,必须将大战和小战及游击队战斗的不同之点加以研究和区分,否则必然不能取得战斗的胜利。他特别强调游击战的任务除完成军事任务外,主要是完成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为被压迫工农谋解放; 强调游击队的战术是出没无常,游动不定,乘敌不备猛行攻击,无一定的目标,常在敌兵力薄弱处动作,来去无踪,使敌人无从捉摸,向敌人攻击时,要秘密迅速,才能取胜。这些观点,对于反对当时王明所推行的“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有一定意义。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李济深等,发动了福建事变。他们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为旗帜,在福建公开宣布反蒋抗日,并愿同红军停战,联合反蒋抗日。事变前,福建方面曾派代表同红军谈判,十月二十六日红军代表潘汉年和十九路军代表徐名鸿签订了 《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根据协定的第一、二、七等条款中关于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时划定军事疆界线、双方恢复交通、贸易等有关规定,党中央派张云逸作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代表和方方作为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代表到福建汀州具体谈判划分边界及交通贸易来往等问题。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张云逸同福建方面谈判后,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代表身份同福建人民政府闽西善后处代表陈小航签订了 《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具体规定》 。此规定由正文十七条、附约四条和备忘录组成,主要内容是对划分闽西地区的双方界线和相互交通、贸易来往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十二月,应十九路军的要求,中央派张云逸作为红军军事联络员到了福州。以博古为首的党中央派张云逸去,不是要他真正去协助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而是要他去拉十九路军的部队到红军这边来。张云逸到福州时,十九路军由于蒋介石的进攻和得不到红军的援助,已经决定放弃福州; 陈铭枢、蒋光鼐悄然去港,李济深也准备在一两日内离去; 蔡廷锴的锐气也已完全丧失。当张云逸到福州会见李济深时,李劈头就问: “你们部队什么时候出动?”张云逸回答说: “五军团已经出动,现在到哪里,还不知道,我可打电报去问。”这时,李济深知道红军援助无望,脸色马上变得阴悒。面对他们的悲观情绪,张云逸鼓励说: “红军即使不能赶到,只要保持有生力量,事情还大有可为。第一步可以退到泉州,第二步可以退到漳州。最后,我们背后还有这么大的苏区,不管蒋介石有多大的兵力,也奈何我们不得。”但这时李济深等已无心再图进取,蔡廷锴从前方回到福州后,就布置撤退,很快放弃福州,率司令部渡过乌龙江,退到蒲田,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就这样迅速被蒋介石摧毁了。后来,张云逸在《一次重大的失策》一文中总结福建事变的教训时曾指出: 由于十九路军领导人的软弱动摇,空喊民主口号,不知道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与广大士兵,其失败早在意料中。但是,假如我们利用这个大好形势,积极帮助他们,使这个从敌人内部分化出来的反蒋抗日力量,得以生存发展。这样,不但是粉碎蒋介石对我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关键之一,抗日高潮也会来得更早。可是,由于“左”倾的错误领导,竟把这个有利时机错过,这样就使蒋介石在消灭了十九路军之后,得以驱军南下,继续围攻中央苏区,以致苏区大部沦丧,中国革命战争濒于绝境,不得不进行长征。

  在长征中,张云逸开始在八军团任参谋长。八军团在冲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即突破湘江的战斗中,遭到严重损失。在黎平整编了部队,五、八军团合编为五军团,取消了八军团番号,张云逸又调回中央军委任军委副参谋长兼一局局长。在此后的长征途中,张云逸协助军委领导同志作组织侦察、部署军事,收容部队等工作①。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当红军从湖南进入贵州时,张云逸亲自带侦察队进行前站侦察,设法找到几个贵州农民作为红军向贵州进军的向导①。年底,在强渡乌江的战斗中,张云逸随同刘伯承参谋长赶到江边,经过实地侦察,决定佯攻大渡口,主攻上游五百米处小道,并利用时机,抓紧架桥。根据这一部署,二师四团在耿飙团长、杨成武政委的带领下,于一九三五年元旦佯攻大渡口,主攻小道没有成功,入夜又用三个双层竹筏偷渡,仍未成功。一月二日凌晨,张云逸带领红军工兵营来到二师四团,说明当时追踪我军的薛岳纵队已离我军不远,形势危急,军委要求四团迅速完成渡江任务,工兵营归四团指挥,担负架桥任务。他一再强调,如果不能渡江,势必只有背水一战,这对我军非常不利。四团听了张云逸带来的情况和军委的要求后,情绪激昂,纷纷请战,愿作最大牺牲渡过江去,确保党中央和我军主力安全渡江。拂晓时,四团以六十多个竹筏强渡,在头晚先行偷渡过江的几个同志的配合下,强渡成功,控制了乌江渡口,接着后续部队胜利地渡过了乌江,并乘胜占领了遵义城。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指引下,红军摆脱了被动局面,继续进行长征。

  长征途中,张云逸同周恩来同在总部机关一个党小组里。虽然战斗紧张,工作繁忙,但他们仍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一九三五年八月底,红军过了草地来到两河口一带,总部机关的党组织决定利用暂短的休息时间进行一次整顿。在改选党小组长的会上,张云逸提议由魏国禄担任,周恩来含笑说,很好,同意。大家都表示赞成①。对张云逸这种始终以普通党员身份自觉过基层党小组生活的事,后来毛泽东曾在一次会上表扬说: 张云逸同志从不以为自己是领导干部就可以不过组织生活,或不尊重职务比他低的小组长,反而处处以身作则,尊重党小组长的工作,带头参加组织生活,向党小组长汇报自己的思想,自觉交党费,执行党小组的决议。张云逸同志是模范共产党员②。

  中央红军同四方面军会合后,由于张国焘反对党中央北上的正确方针,公开分裂党和红军,党中央于一九三五年九月上旬,毅然率中央红军主力组成北上先遣支队(又称“陕甘支队”)北上,张云逸在北上先遣支队中任副参谋长③,协助叶剑英参谋长工作。

  一九三五年十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十一月,红一方面军番号恢复,张云逸仍为红一方面军副参谋长④。十一月三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张云逸被委任为该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参谋长⑤,协助办事处主任周恩来工作,具体负责管理后方供给、运输、医院、学校、地方武装及地方兵站等事项。

  一九三六年二月,为了打通抗日路线和巩固扩大现有苏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将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和原在陕北的红军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以彭德怀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政委,叶剑英为参谋长,张云逸为副参谋长,渡河东征①。东征期间,张云逸在后方负责联络、后勤工作。一九三六年五月初,为了避免全面内战爆发,保存抗日力量,争取国民党政府抗日,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中央决定东征红军回师陕北,在红军西返时,组成了以张云逸为司令员的渡河司令部。他亲自布置,并到黄河边检查、督促,直到认为已完成了渡河的一切组织准备工作后,才电报毛泽东、彭德怀②。由于渡河西返的准备工作做得好,东征红军顺利渡河西返,使陈诚率领的进攻红军的部队扑了空,只好望河兴叹③。

  为了保卫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迎接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进一步争取和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武装力量,党中央于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四日决定中央和陕北红军西征。在西征中,相继占领了十余座县城,开辟了九个县的新根据地,张云逸到新占的游击根据地侦察,并将情况电报毛泽东、周恩来,提出:为了发展和加强米脂、横山等地的游击战争,使敌不能西进,我须派兵坚决打击和消灭进占宁条梁之敌。他还协助中央调遣部队向宁条梁方面加强侦察警戒④,张云逸为巩固和扩大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做出了贡献。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七日,中央军事委员会进行改组,张云逸为委员⑤。张云逸在陕北担任军委副参谋长期间,对于军委机关的建设也颇多建树,诸如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五日,他根据军委的决定同叶剑英一起制定发出了无线电技术人员津贴标准①; 一九三七年二、三月间,他以军委编委会代主席的名义根据二月十六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编委命令,对军委后方机关和部队进行缩编工作,裁减了冗员,提高了工作效率,节省了经费,改善了机关、部队的伙食②,等等。

  (七)

  为了争取地方实力派和各界人士,促成全国抗战,党中央派张云逸到华南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一九三七年四月,张云逸离开延安到西安的路上,和周恩来、孔石泉等同行,当汽车行至延安以南的劳山时,遭到国民党组织的武装土匪的袭击。张云逸临危不惧,他一面协助周恩来指挥护送的少数部队还击敌人,一面护卫着周恩来冲出匪徒的包围向密林深处撤退。由于红军援兵及时赶到,匪徒仓惶撤走,张云逸和周恩来得以安全脱险。五月,张云逸不顾个人安危,又踏上征途,从延安到达香港,从事华南的统一战线工作。

  为了掩护工作,张云逸将离别多年的夫人韩碧和儿子张远之接到了香港。先期到港工作的云广英夫妇和稍后到港工作的林青,也搬到他那里同住。在港期间,张云逸利用各种关系和场合,对在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促进团结抗日。这年十一月下旬,主张联共抗日的爱国将领杨虎城从欧洲归来,路过香港。张云逸作为中共中央驻港代表拜访并宴请了他,向他转达了我党欢迎他同我们共筹抗日的意见,希望他经武汉会见周恩来和到延安去。但杨虎城当时对蒋介石的反动本质还认识不足,准备和蒋会见。他从香港到长沙后,就落入特务头子戴笠之手。此后,被长期监禁。解放前夕,惨死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①。

  一九三七年六月,张云逸由香港到广西桂林从事统战工作。由于得到了在李宗仁手下工作的刘仲容的帮助,张云逸很快就同李宗仁、白崇禧取得了联系②。在六月十二日的初次会谈中,李、白表示同意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愿意团结抗战。事前,张云逸从刘仲容那里了解到,由于李、白同陈济棠曾于一九三六年掀起反蒋抗日的“六一”运动,遭到蒋介石的围攻,直到此时,对蒋仍然不满。他们愿同我方合作抗日,是经李、白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决定的。因此,张云逸认为李、白的谈话是有诚意的③。再次会谈时,李宗仁原则上已同意我党提出的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和团结抗战等主张,并同意由张云逸同桂方几个高级干部具体讨论如何巩固和平、实现民主和团结抗战的具体方案④。这时,四川省主席刘湘也因受蒋介石的欺压,自知无力单独抗蒋,想联络各方力量,抗蒋自卫,并派张斯可作代表来桂联络。经李宗仁介绍,张云逸又同张斯可见面会谈。六月十三日、十六日,张云逸两次致电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汇报了上述会谈情况。六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致电张云逸,同意他在港桂的活动方针,并指示: 第一,应坦白向李、白说明,只有以抗日、民主与蒋介石比进步才能生存发展,如以军阀政策与蒋介石比前后,则只有失败。第二,我们联蒋也只有在抗日与民主的道路上去推动,他如挑拨内战不仅无益,也不可能。第三,为了扩大蒋在庐山函请谈话的范围,应设法推动粤、桂、港各方政治人物应约前往,并请他们在与蒋谈判中,注意宣传我党的救国纲领: 要求开放爱国言论,释放政治犯,召开国民大会讨论救亡任务,大会代表应扩大并由各地团体推出候选人,由国民政府聘任等等①。张云逸根据这一指示,连日与桂系当局及四川代表讨论,拟出了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和团结抗战的纲领草案七条,其要点是: 巩固和平和统一,实现民主政治,团结抗日,收复失地; 充分接纳各方抗日领袖主张,召开国民会议; 树立抗日旗帜,扩大抗日宣传; 开放民众抗日运动,改善人民生活,释放政治犯,开展国民会议制宪运动,国民会议代表名额,应分配于各党派指定; 各抗日力量彼此团结互助,以充分力量推动中央领导实现抗日,不得含有分裂民族统一战线的意图②。这几项协议草案于六月二十六日电报毛泽东后,毛泽东于次日即复电表示: 纲领草案是对的,我们赞成本此去做,并促请桂方向粤、港、沪各方也努力去做③。

  七七事变爆发后,张云逸依据党中央和红军将领的通电精神及中央指示,对桂系当局及各团体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桂方各抗日团体均同意一致通电抗日,李宗仁经与张云逸面谈后,即同意致电华北及南京中央政府表示支持抗战。四川的刘湘由于屡受蒋介石的欺压,对蒋是否有抗日诚意,深表怀疑,向我方电询对七七事变的主张。张云逸与刘湘派驻桂林的代表张斯可商谈,张斯可表示满意我党做法。他将我党宣言全文转回四川,还邀请张云逸去四川与刘湘详谈。七月十三日,张云逸将上述情况电报毛泽东。由于当时华北形势危急,李宗仁要留他在桂林面商对策。因此,他在电报中建议中央最好另派一得力同志去川①。七月十四日,毛泽东电复张云逸,强调在全国存亡关头,又是蒋及国民党转变政策的关头,此时各方任务应一方面促成蒋建立全国抗战之最后决心; 一方面应自己真正的准备一切抗日救亡步骤。为了促成蒋的抗战决心,各方应表示诚意拥护蒋及南京政府抗日,不可有牵制之意。毛泽东在复电中告张云逸: 中央已派李一氓去川,他不必去了,以后仍来往于桂、粤、港之间。电报具体指示他在桂再工作若干天之后,便请李宗仁介绍去广州,以便对余汉谋做工作,求得他们允许我方在广州设立办事处,赞助抗战,实现国共合作,开放爱国运动②。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张云逸在桂林同李、白商谈实现抗战的实际步骤后,于八月到了广州,同广东当局商谈。张云逸向广东当局阐明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要他们赞同国共合作,实现民主和抗战,停止对我闽粤边区和游击队的包围和进攻,依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开赴前线抗战。但粤方只同意停止双方军事冲突,指定我军活动区域; 给我们在边区公开和半公开活动等①。后经张云逸多次同余汉谋谈判,余汉谋表示同意国共合作,全面抗战②,允许我党在广州建立八路军办事处。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张云逸和云广英在广州筹建了八路军办事处,由云广英担任主任。办事处在张云逸领导下,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宣传党的政策,办理我军有关事宜,取得了成绩。

  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中央将南方各游击区工作方针电告张云逸等,强调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这些战略支点是十年血战的结果,应该十分重视。国民党时刻企图拔去这些战略支点,在西安事变后,还用全力以屠杀方法拔去它们。这个方法失败之后,现在又想利用抗日题目把它们拔去。中央指出,把各区游击队完全集中,对我们十分不利。我们应采取下列步骤,达到保存这些战略支点,同时又答复了国民党的目的: 一、原则上不拒绝集中,但必须由中央派人传达方针,各区游击队调动前,邻近周围二百里内之驻军保安队,民团应首先调动参加抗日,至少同时调动,往后不能再让部队去; 按照附近驻军、民团保留数目,保留游击队数目,以保护原有游击区内之游击队员家属;游击区实行民选制度;土地关系不变; 国民党不得派任何人、任何部队移入及破坏游击区。二、国民党首先要把何鸣部人、枪交还③,方能谈判各游击区问题。三、张鼎丞、何鸣、刘英之部原地不动,就地抗战和为保卫游击区及土地而战。四、游击队集中之时,该集中部队的领导及作战指挥,国民党不得干涉,不得插入任何人①。

  一九三七年十月中旬,张云逸奉命去福建向邓子恢等传达中央的上述指示,由林青以秘书身份陪同。他们乘货船离开香港,经过一昼夜的海上颠簸航行,到达厦门,又从厦门取道漳州转抵龙岩。此前,闽西的党和游击队根据党中央和南方工委有关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方针政策,已在群众中大力开展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宣传活动,得到了广大群众和地方开明绅士的同情和支持。在同福建当局和驻闽粤军达成的协议中,我军一部分开到龙岩城东之雁石,一部分移驻苏邦,向雁石靠拢。但国民党却趁此散布流言,说我们“未奉命即驻雁石,企图进攻龙岩城”等等。闽西红军游击队在此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张云逸带来了中央指示,使邓子恢、张鼎丞感到心里踏实了。张云逸在传达中央指示后说: “中央准备在南方也编一个军,一定要保持我们队伍的独立性,不编给国民党,他要打、就打,不怕他; 他要收编我们做不到,不然就再上山和他们干! 当然为了顾全抗日大局,我们还是应该尽量地争取和平。”②邓子恢、张鼎丞等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研究了当时闽西的形势,明确认识到龙岩专署是在制造摩擦。为了避免不利的形势,决定将驻雁石的队伍撤到苏邦,并向龙岩商会和群众说明,为了和平,团结抗日,情愿从雁石撤到苏邦的道理,揭穿了国民党说我们要进攻龙岩城的谣言①。这支队伍后来组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

  张云逸还深入闽西部队了解情况,宣传党的政策。在了解了闽西红军游击队的干部情况后,他对当时担任组织科长的陈茂辉说,当前日本要灭亡中国,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我们要顾全大局,同国民党合作抗日,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转变。为此我们要做艰苦的工作,要依靠广大骨干,向干部战士和群众讲清道理,以便改编和集中部队,实现同国民党合作抗日②。

  张云逸在福建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又奉命到澳门迎接叶挺,请他就任新四军军长。叶挺于十一月下旬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了叶剑英,年底到延安会见了毛泽东,详细商谈了组建新四军的事后,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初到南昌。一月六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

  一九三八年二月,张云逸奉命再次去福建,同福建国民党政府谈判红军游击队集中北上抗日,在福州成立新四军办事处和追回何鸣部人枪等问题。他偕同王助及秘书、机要警卫人员、记者十余人,于二月九日从南昌出发,十一日到达崇安,经南平乘船前往福州。过古田县时,与国民党县长洽谈了闽东红军游击队叶飞所部第六团北上抗日的问题 (该团于同年秋由叶飞率领进入苏南抗战) 。二十三日,他们到达福州,当即与陈仪进行了谈判。次日,张云逸偕同王助接见福州记者发表了谈话。据二十五日的《福建民报》报道: 张云逸将军这次“奉命……来闽,时王助部下正集中江西待命,张为编组,即与王助从闽北到福州。到福州后,张参谋长即与陈仪接洽一切,将队伍开赴前方杀敌”。经过张云逸的谈判斗争,陈仪同意在福州设立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并释放了七八名被捕的共产党员,归还了被国民党缴去的闽中游击队的人枪。二月底,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正式成立,由王助任办事处主任。随后,张云逸又从福州到漳州,交涉追回何鸣部的人、枪问题。经过多次抗议、交涉,福建省当局和粤军被迫归还了三百多支坏枪。张云逸还在闽南收集了失散的一百多人、枪,一并带到闽西,交给了张鼎丞。以后,这部分队伍编入了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一营①。在福建期间,张云逸还到闽北地区动员游击队下山集中。以后他将这支队伍从福建带到安徽岩寺。行军途中,这支部队在张云逸的领导下,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受到沿途群众的欢迎和称赞,这就有力地揭破了国民党对我军的种种造谣诬蔑。一路上,张云逸经常深入班排,详细询问有无掉队的指战员,每到宿营地都嘱咐战士用热水洗脚,亲自去探望病员,要医生及时诊治和煮稀饭给他们吃。张云逸不仅在生活上关心干部、战士,而且在政治上要求严格,发现有缺点或错误的干部、战士,就及时批评教育。干部、战士都觉得他是一个可亲的长者②。新四军第三支队的组建工作,就这样在张云逸的辛苦奔波和反复斗争下胜利完成了③。

  张云逸在华南进行的统一战线工作和新四军的组编工作,对于团结南方各派力量,在抗日、民主的道路上,实现全国团结抗战,对于保存和发展我南方各游击战略支点的力量,作出了贡献。

  (八)

  一九三八年二至四月间,新四军在江南的各支队先后到达皖南岩寺地区集中整训,待命开赴前线杀敌。整训中,张云逸强调治军先治干。他说: 有什么样的干部就会带出什么样的部队,因此,对干部的训练尤要严格。他要求干部保持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艰苦奋斗的精神,搞好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用实际行动教育战士,反对游击习气。他既重视部队的政治教育,又抓紧部队的军事训练,认为平时训练多流汗,战时打仗才能少流血。他对怎样投弹、怎样刺杀、怎样骑马等军事技术训练都抓得很严格很具体。经过整训,使部队从过去分散游击、比较自由、散漫的状态向正规化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张云逸在皖南期间,积极拥护并坚决贯彻中央关于东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他为了支持第一、二支队东进江南敌后,将所率的第三支队第六团调归第一支队领导,自己率领第三支队立即进入皖南前线展开对敌作战,以策应一、二支队东进。一九三八年十月,国民党第三战区强令第三支队担任青戈江阵地防务。对这一“借刀杀人”的阴谋,项英不敢严正抗拒。张云逸和谭震林领导第三支队以机动防御方式与敌周旋,先后取得了清水潭、马家元等战斗的胜利,毙伤敌伪三百余人,终于坚持了这个阵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张云逸遵照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率军部特务营抵达江北无为地区。活动在江北的新四军第四支队,按照中央向津浦路东敌后挺进的方针,打了一系列胜仗,于九、十月间攻克了津浦路西的庐江、无为、襄安等城镇。武汉沦陷后,国民党军纷纷溃退,正是我军向津浦路东发展的大好时机,但这时四支队领导人高敬亭却以就地巩固为由,不愿继续东进。张云逸这次到江北,就是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督促高敬亭率领四支队继续东进的。十二月中旬,张云逸到达四支队司令部所在地舒城的东汤池,对高敬亭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同时又以坚决认真的态度向四支队广大干部传达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的东进方针,强调军队要服从党的领导。他还派干部深入各团,做干部、战士的工作。对拥护党的东进方针、如实反映情况而被打击、排挤的干部,张云逸采取了极慎重的态度处理。他一方面向高敬亭说明,军部和四支队都应执行中央的东进方针,干部要求积极执行中央的东进方针是对的,不应指斥和打击; 另一方面动员被打击、排挤的干部回四支队工作,团结高敬亭共同贯彻中央的东进方针①。一九三九年一月,在张云逸的推动下,第四支队恢复了由于项英的“精兵主义”错误的影响而被解散了的第九团建制,以詹化雨为团长,胡继廷为政委; 还办了一个教导大队,训练干部,把受过训练的干部派出去搞武装,扩大队伍。

  在这期间,张云逸还到驻全椒县大马厂的八团团部,在团党委会上讲话,说明他来江北的任务一是督促四支队东进敌后,直到东海岸边为止,要求八团要团结高敬亭东进; 二是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他要求四支队要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指出没有山地,平原也可以打游击,而且津浦路两侧也有山,地势好,可以打游击。因此,要开展津浦路西的游击战争,路东也要先去一部分力量,打开局面,逐步建立路西路东根据地。他还说明,要开展游击战争,没有根据地不行,要建立根据地,没有武装也不行。他指出,国民党不发饷,我们部队没有供给,只靠募捐和没收大户汉奸的财产不行,必须做群众工作,派区长、县长,建立根据地政权,成立税收机构搞税收。在张云逸的推动下,当时八团对执行中央的东进方针是比较坚决积极的①。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张云逸由谭知耕等陪同,到当时安徽省政府所在地的金寨,向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政府主席的廖磊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由于张云逸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在国民党军队中尤其是在桂系军队中有较大的影响,因而受到廖磊的尊重和敬仰。廖磊还邀请张云逸在群众大会及干部训练班中宣讲了国共合作和游击战争问题。但谈到新四军的活动时,廖磊虽表面上表示支持,实际上却加以限制。说什么,你们没有供给,兵要精,不要多。张云逸说,我们的力量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你们为什么要住在大别山,不住在安庆、合肥; 蒋介石为什么要到四川,而不到上海、南京,就是因为中国的抗日力量不够嘛! 张云逸还说,你们不给我们发饷,发枪,叫我们怎么去同日本鬼子打仗?你们还限制我们部队在津浦路西三十里以内活动,叫我们怎么去开展游击战争②。经过张云逸反复工作,廖磊终于同意以下几点: 四支队向淮南及津浦路南段活动,在三个月内开拔完毕,留下一部在无为与军部联络; 经费由省政府发给,还拨给一些军需服装; 同意江北游击总队以地方名义成立,报五战区李宗仁批准。但他仍想限制我军发展,规定军饷不得就地自筹; 要尊重国民党政府的行政系统,不得收缴民枪①。对于双方抗战分区地域的问题,也未解决。

  张云逸同廖磊谈判后,为解决经费的具体拨发问题,又去找当时任安徽省财政厅厅长的章乃器。章乃器按国民党政府承认的四支队两个团和一个游击纵队的建制发给 (后来李品仙接任安徽省主席,下令停发) 。

  张云逸由金寨返回无、庐地区后,以合法名义,以他从江南来的军部特务营为骨干,并将无、庐地区党领导的一部分游击队和人民自卫军统一整编为江北游击纵队,以孙仲德为司令员,黄岩为政委,桂蓬为政治部主任,担负开展皖中地区的抗战任务。

  经过中央和新四军军部的一再指示和张云逸的一系列工作,四支队的绝大多数干部要求执行中央的东进方针。在此情况下,高敬亭于一九三九年春同意率部东进到淮南路东沿线合肥众兴集一带,但以后又停止前进,在高敬亭的错误尚未纠正,国民党又加紧对我军限制的重要时刻,项英又屈服于国民党的压力,在四月间,对江北工作作了错误的指示: 军事上要控制津浦、淮南两铁路; “政治上以巩固扩大统一战线为主” , “避免单独活动形式”,不宜“单纯”扩大部队等,给张云逸在江北的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党中央及时地批评了项英的这些错误,先后于四月二十一日、四月二十四日,发出“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和《关于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中央指出: 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在战略上是联系华北华南的枢纽,关系抗战前途甚大,蒋介石已批准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我应利用此机会作发展的布置; 除指挥我原有武装外,更有建立和发展新的队伍之任务。中央还指出: 目前我党我军在皖东的主要任务是: 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因此,我们必须长期努力进行统战工作,坚决打击汉奸和顽固分子,尽力扩大党和群众运动,推动地方政府进步,在军事上必须在坚决消灭汉奸、土匪部队,打击日寇中迅速扩大和巩固我军,成为皖东抗日武装主力,并积极向东、向北发展,建立后方,而不是单纯的以控制两条铁路为目的。要大大发展地方党,开办教导队与党的训练班,分派干部到每个县区去建立县委、区委,发展地方武装与民众运动,要特别注意推动地方政府进步,努力求得同志和进步分子作县长、区长、联保主任,对坚决反对我党我军的顽固分子必须实行坚决的斗争,不要轻易让步。中央的这些指示,给张云逸以很大的鼓舞,在工作方向上也更加明确了。根据中央的指示,张云逸先后到四支队各团和江北游击纵队做工作。他再次到八团驻地全椒县的余家圩子传达了中央的方针,并准备以八团为基础成立五支队,开展津浦路东的游击战争,以彭雪枫部为基础在淮北成立第六支队,同时准备成立江北指挥部,统一指挥四、五、六支队①。在张云逸的领导下,当时八团和江北游击纵队对执行中央的东进方针比较积极、坚决。因此,除江北游击纵队仍坚持在皖中地区进行游击战争,保持与军部的联系外,八团先在淮南路以东津浦路以西开展游击战争,站住脚后,以一营和团警卫连及程明远的游击队合组成挺进团,由成钧任团长,于四月进到定远、风阳、嘉山交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一部分过了津浦路东。在张云逸的推动和广大干部的支持下,七团也越过淮南路,进入皖东地区。但主力九团和四支队司令部仍留在舒城、无为之间。

  四月底,新四军分委决定叶挺军长带领邓子恢、罗炳辉、赖传珠等过江北,五月初到达庐江东汤池,五月五日正式宣布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任命张云逸兼江北指挥部指挥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兼政治部主任,张劲夫为副主任。同时成立江北指挥部前委,张云逸为前委书记,统辖江北新四军和江北游击纵队。

  六月下旬,根据中央指示,对江北指挥部及四支队等部队成员作了调整。徐海东为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未到任前由戴季英代理四支队司令员,郑位三为政治委员,林维先为参谋长。辖第七、九、十四三个团,约四千余人; 以原四支队的八团为基础,加上十五团和挺进队组建第五支队 (国民党政府未承认) 。七月一日,第五支队正式于定远藕塘宣布成立,罗炳辉为司令员,周骏鸣为副司令员,郭述申为政治委员,方毅为政治部主任,赵启民为参谋长,辖第八、十、十五三个团共约二千余人。随叶挺北来的第二支队四团一营编入江北游击纵队,担任军部与江北指挥部的联络。

  为了进一步对桂系驻安徽当局做统一战线工作,张云逸同叶挺于七月七日动身往金寨县。十一日、十三日,由叶挺、张云逸分别同廖磊会谈。叶挺主要谈军事问题; 张云逸主要谈政治问题,向廖磊分析了皖东的敌、我情况和当时的抗战形势。廖磊在会谈中,仍企图限制我军的扩大,指出要少设兵站等。张云逸逐一解释,并向廖磊提出,请他通令各地今后如有与我军关系问题,应向我在该地最高指挥员交涉解决,若解决不了再向上级报告,但情报要确实,我军活动地区,要发动民众抗战,不能无原则地限制我军活动; 我军活动地区的民众武装要归我统一指挥; 协助我方合理筹备给养; 要发八月份补助费等。以上各项廖磊附一解释后大多同意,只对民众武装归我统一指挥仍有保留。这次会谈,廖磊比较冷淡,但从结果看,双方还有团结的愿望①。

  七月十丑日,张云逸同叶挺返回江北驻地指挥我江北部队作战。新组建的五支队,分三批开往津浦路东以半塔集为中心,积极发动群众,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十月,胜利地伏击了来犯的日军,并占领了来安县城,初步开展了路东抗战的局面,开辟了以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根据地。四支队于七月整编后,在新的支队领导成员率领下,也在淮南路东开辟了以定远的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游击根据地。江北指挥部也于七、八月间从东汤池迁到藕塘大桥三王家。江北游击纵队充实后,仍坚持在巢县、无为地区抗战,扩大武装力量,保持与皖南军部的交通联系。一部分进到和县、含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并大力进行争取小刀会的工作。至此,张云逸领导我江北部队初步完成了向皖中、皖东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广泛发动游击战争的任务。

  张云逸到江北后的一年中,以坚决执行中央指示的态度,经过耐心慎重的工作,终于克服了来自右倾错误的阻挠,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发动了群众,扩大和充实了四支队,新成立了江北游击纵队和新四军第五支队。到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新四军江北部队发展到七千人,加速了东进的进度,初步完成了皖东敌后抗战的战略开展任务,为进一步创建皖东根据地作了计划并打下了基础。

  但是,这一时期由于受项英执行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根据地政权的建立未能采取坚决措施,以致大江以北,淮河以南,淮南路以东,运河以西我军活动之十余县中,依然为顽固派反共政权及反共地方武装所盘踞。由于没有根据地政权作依托,部队的供给没有保障,生活十分困难,使抗日游击根据地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受到了限制。

猜你喜欢

邓稼先简介资料生平经历事迹 邓稼先的子女

  邓稼先,杰出的物理学家、核科学家,在核物理、中子物理、爆轰物理、等离子体物理、流体力学、统计物理和理论物理等多方面广有建树,是 更多

2017-02-21 21:13:00

李克农简历生平经历故事 李克农的子女后代

  李克农,民主革命时期长期主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情报工作,是中共和人民军队情报、保卫工作的卓越组织者和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在隐蔽 更多

2017-02-21 21:13:00

黄炎培简介生平经历 黄炎培的后代子女

  兴亡梦觉惊风采  黄炎培,号任之,1878年10月1日 (夏历九月初六)出生于上海沙县城一个平民家庭。父亲黄叔才初在家设塾授徒,后外出 更多

2017-02-21 21:13:00

罗炳辉将军简历生平经历 罗炳辉的后代子女

  (一)  罗炳辉,原名罗德富,自字宿星,1897年12月22日(清光绪二十三年冬月二十九日) 诞生在云南省今彝良县大河乡阿都村偏坡寨一汉族 更多

2017-02-21 21:13:00

吕正操简历生平经历 吕正操的子女后代

  吕正操,早年加入东北军,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他毅然参加中国共产党,率部改编为人民自卫军,开创 更多

2017-02-21 21:13:00
编辑推荐
图文推荐
最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