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元帅简介生平经历事迹 彭德怀的抗日故事 彭德怀的后代子女[第4页]

时间:2017-02-21 20:45:00 来源:8794网 编辑:小霸气

  罢官“海瑞”

  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九日,彭德怀从中南海迁居于北京西郊挂甲屯的吴家花园。党中央、毛泽东同意他的学习要求,他作为一名特殊学员,参加了中央党校高级班的学习。

  实际上,他是被迫从数十年为之奋斗的事业中退身,来过 一种与他整个生涯格格不入的谪隐生活。

  他把这闲日子变得十分紧张,早起晚睡,看文件报纸,读书,写笔记,劳动。

  中央政治局派人按时给他送文件,有时通知他开会的时间,他请假未去。他感到这只是一种形式,他已经无法起到一个政治局委员的作用,他的直言成了“不老实”,“反党、反毛泽东思想”,“反对三面红旗”……。他已经被剥夺了发言的权利。

  他按时去参加高级党校的讨论会,听其他学员批判“右倾机会主义” 。他认真阅读马、思、列、斯、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和经济学著作,特别对政治经济学表现了很大的兴趣,读了从马克思的 《资本论》到斯大林的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国内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著作,写了许多读书笔记。他发誓: “我不弄通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死不暝目! ”令人痛心的是,他写的大批珍贵笔记,在“文革” 中被 “红卫兵”抄走;掌握在“专案组”手中的,则被焚毁,理由是“怕扩散”。

  他试图按照有的同志的善意劝告,通过反省,来寻找自己 “犯错误”的根源。但是,越探究,他的思想越坚定,和要他 “认识错误”的要求矛盾越大。一九六○年四月,他重读了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 的决议,为国家的经济状况,人民的生活困难,表现了极大的担心。他写道: “至庐山会议时,比例失调已成为突出矛盾,既不正视事实之严重,又不悬崖勒马,进行有效调整,想从反右倾机会主义,打开一条出路。事与愿违,愈陷愈深。人民将付出很大代价,然后才能改正这错误。”

  “这种情况,能否稳定的持续大跃进,是值得怀疑的:如不引起严重警惕,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后三年(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 ,可能出现大马鞍形。”

  “在目前条件下,搞大食堂制是不具备(条件),如缺乏燃料,就砍伐树木、拆房屋做柴烧。在全民大办钢铁时,已经砍伐了不少树木和拆了不少房屋、用具做燃料,这样继续砍伐下去,究竟又能维持多久呢?这怎能不使人忧虑呢?!”

  “吃饭排队,每次需要一小时半,这还是快的——时间上的浪费。家中无热水,来客、用水、洗身均不方便,引起群众不满。粮光时,一声喊,食堂停办,没有粮食了,群众生活毫无准备……。”

  “上述种种 ‘左倾’ 错误缺点,在八中全会反右倾以来,不仅没有得到任何纠正,反而还在继续发展,势必造成一九六 ○年农业普遍减产,甚至,六一年还要减产。”

  他认为: “我国工业落后,科学技术落后,因此,工农业生产水平都很低,要改变我国落后面貌,无疑的需要几十年,至少也需要五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而不是什么三年苦战,就可以做得到的。”他在系统回顾了大跃进以来我国建设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后,得出结论说: “上述各项不是小问题,而是生产关系远远超出现阶段生产力的大问题; 这不是群众路线,而是强迫命令对待群众的问题。”他深信实践的检验,写道: “历史事实是无情的证明人,它将要出来证明,第二个五年计划是犯了冒进错误:造成严重比例失调,需要有两三年的调整; 人民生活在这段时间内,不可能有所提高,并且会降低生活水平;已经出现的因饥饿而发生的浮肿病、非正常死亡,暂时难以停止,甚至还有可能发展。按一九五二年以来,三年中,即有一年丰、一年平、一年歉,如果按照过去的自然气候,一九六○年是一歉收年,将会增加我国人民生活上的困难。这些真使人担心。”尽管身处逆境,他仍然无时不在忧国忧民。

  他也对党中央充满信心: “坚决相信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一定会要纠正的”,“坚决相信我党是实事求是的,事实总是事实,一定会把事实弄清楚的。而且一定会改正错误,从中取得经验教训。”①

  他决心要实践向毛泽东提出的保证: “自食其力”。从搬进吴家花园以后,他就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警卫战士一起,在荒芜的庭园里锄草、翻土、种粮、种菜,还掏塘引水,植藕养鱼。他在池塘边开出一分地种小麦,按报纸上宣传的增产措施精心耕作,试验一亩地高产的可能性。第二年,这一分地上打了九十斤麦子。他估算,目前水平的苗产,麦子顶多超不过两千斤。

  全国在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很少有人敢到吴家花园的高墙内来。但仍然有许多人牵挂着他的命运,朱德到吴家花园去和他对奕,李志民叫儿子翻墙去向他问好,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等借着工作关系去看他。……凡是对他略露关心的人,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受到了追究。

  他的侄儿侄女(二弟彭荣华、三弟彭金华烈士的子女) ,从一九四一年就失去了父亲,这时,因他的赋闲得到了他更多的父爱。周末,他怀着矛盾的心情盼望他们回家,又担心他们为他的问题而受牵累。他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和工作,以补偿自 己不能为党工作的心愿。

  生活的表面是平静的,他本是“作田”的老手,这时又向邻近的果农学种桃技术。他常常自嘲,“无官一身轻”。早在一九三○年红军攻长沙之役中牺牲的陈毅安烈士的妻子李志强去看他,他从庭前枝头摘下一个硕大的桃子送给她,并赠给她一首诗: “……平生戎马无暇日,老来偷闲学种桃。”①而他的心头,却无时不是波涛汹涌。他在屋内来回沉重地踱步,夜里辗转不眠,身体逐渐消瘦。报纸仍在宣扬庐山会议反“右倾机会主义”以后继续“大跃进”的“胜利”。家乡来信,农民还是吃不饱;减产加上高征购,有的地方饿死了人; 茶树砍了,锅碗瓢盆砸了。他为此忧心如焚,叹气,吃不下饭……

  一九六○年十一月,党中央发布了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指示信(简称《十二条》),开始调整农村经济政策,形势趋于好转,他由衷高兴。但吴家花园的围墙和长期的闲居,越发使他苦恼。他对来看他的党校教员说: “我现在一点用处没有了,我不能这样老呆着! ”② “我还得做工作! 不能脱离实际。”③

  一九六一年九月,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回家乡农村做一段调查,得到批准。

  十月三十一日,彭德怀乘火车去湖南。他心情急迫,在长沙、湘潭略事逗留,即驱车赴乌石公社乌石大队。他不愿意住招待所,和随行的几个同志住在彭家围子老家。

  彭德怀重返乌石的消息迅速传开,第二天一清早,乌石的 乡亲和邻近各村的群众,就挤满了堂屋。一天之内,来了一百多人。彭德怀从早到晚接待群众,饭也顾不上吃。接着,邻近各县方圆百里的地方,人们络绎前来,远至长沙市也有人闻讯而至,许多人长途跋涉,饿着肚子。地方上没有料到罢官的彭德怀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连忙派人四出劝回。来访者有亲戚、故旧、社员、基层干部,还有工人、学生、教师。他们向他诉说“五风”带来的灾难,和当时仍然存在的粮食、住房等困难问题。他们带着自己的和别人的意见、要求来向他诉说,仔细听他的答复。群众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对他的同情与信赖。

  他在乌右住了一个月,接待了二千多名来访者,到九个大队就农村的粮食问题、群众生活问题、副业生产问题、手工艺工人问题、农村集市贸易问题等做了调查,并向中央写了报告。

  在关于乌石大队的调查报告中,他用真实的统计数字,反映了这个大队从一九五八年以来修筑水利的成绩,和在刮“五风”中房屋被拆、粮食减产、生猪减少、群众疾病增加的严重状况。在调查报告中,还反映了贯彻《十二条》后,农村各方面情况的好转,同时,提出当时还存在的问题:许多社员由于对集体生产丧失信心,要求单干; 忽视副业生产,因而社员经济收入不高;粮食扣留部分过多,干部补贴工分过高,管理费用过大,三包产量多变;社员分配中存在平均主义等。在关于农村手工艺工人的调查报告中,他认为,要农村工匠交钱记工,与农业混合核算、统一分配的办法,不利于农村手工业的发展。主张实行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由大队提取公积金的办法。报告还提出了鼓励手工业工人带徒传艺,提倡尊师爱徒的建议。

  十二月下旬,当彭德怀在湘潭作调查的时候,听到中央即

  将召开各级干部会议的消息,即于十二月二十六日赶回北京。他对中央这次会议满怀信心和希望。他觉得,他和毛泽东的看法已经趋于一致。他为党及时纠正错误偏向,感到由衷的高兴。他相信事实将说清一切,洗雪一切。

  一九六二年一月,党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到会的有中央、省、地、市、县各级干部七千多人(亦称为七千人大会),讨论纠正“大跃进”以来的“左”的作法,实行政策上的转变,提出为“反右倾”中被批判的人平反。大会报告说,彭德怀在庐山给毛泽东信中所讲的,“不少事实是存在的”,但对彭德怀不能平反,因为他“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这个莫须有的“里通外国”的罪名,给了他又一次意想不到的打击。他含着无可名状的忿恚,伏案数月,给党中央写了一封长达八万余字的信。

  由于在庐山会议上,不仅对他给毛泽东写的信进行了批判,而且对他进行历史的“清算”。庐山会议后,他就开始进行历史的自省,写下了很多关于往事回忆的笔记。这时,他进一步敞开胸怀,针对庐山会议对他的历史进行的不公正指责,一并向党陈述事实,澄清是非,表明自己的态度。

  在这封信中,彭德怀回顾了自己在庐山会议前后的情况; 他为什么给毛泽东写信; 他对当时形势的看法; 他的信被当成 “右倾机会主义纲领” 和他写信的行动被说成“阴谋篡党”后的沉重心情; 他为“全局利益”而“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和对于所谓“反党集团”、所谓“军事俱乐部”罪名的抵制。

  在这封信中,他叙述了建国后和外国人士的历次交往情况,写道:“我对私通外国,搞颠覆活动的行为是深恶痛绝的,所以,加在我身上这一丑恶的罪名,引起了我心情上的极大不满。我诚恳地要求党中央根据一贯实事求是的原则,派专人彻底清查这一是非问题。如发现事实确凿,按以叛国论罪,判处死刑无怨。”他仍然抱着极大的信心: “我完全相信,我们党是一贯实事求是的,是会把事实真相查对清楚的。”

  在这封信中,他回顾自己走过的历史道路,和涉及对他进行历史清算的事件,诚恳地写道:“我不是什么 ‘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野心家’ 、‘阴谋家’ 、‘蓄谋已久的篡党分子’,但是我犯有一定的错误,我从庐山八届八中全会以后,快近三年来,未作任何工作。当我提出这些问题 (时) 来烦扰中央同志,内心是非常不安和非常惭愧的! 不提出来吧,又难抑制自己那种委屈和苦恼心情,恳希谅察。”

  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二日,他把这封信呈送给党中央和毛泽东。这封信不仅没有得到他所希望的“谅察”和没能使他的问题得到澄清,而且被视为“翻案书”,成为他的新“罪证”。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根据彭德怀的请求,将彭德怀给党中央、毛泽东写的这封信印发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被指责为帮助彭德怀“翻案”。

  同年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撤销了彭德怀的政治局委员的资格。他被指斥为“里通外国分子”,中央成立了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除了亲属和几个烈属及奉命前来者,没有人再敢去探望他。吴家花园门可罗雀,往来的人,也都被记录在案。

  此后三年中,他没有再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他意识到,“大跃进”、公社化的错误虽在纠正,真理虽在日渐昭揭,而他身负的冤屈却在沉,不知要沉到何年。而他的冤案,是牵连着许多同志的命运的,是关系着历史进程的真相的。他决心不让事实就此泯灭。一九六四年,他将八万言书的一部分底稿,设法送回湖南老家,保藏在他的出生地彭家围子内。

  他的党组织生活也被不宣而停止了。吴家花园的党员开会时,他独自在院子里徘徊。一九六五年一月,在“四清”运动中,党中央下达了 《二十三条》规定,他从社员处得知,从公社的墙报上抄下了全文。

  不管处境怎样,他的心仍然紧紧牵挂着人民。吴家花园的六年,他和挂甲屯的社员比邻而居,他常常跑到村子里挨户串门。不管后面紧跟着哨兵,他仍旧向群众问长问短。他为急重病人张罗去医院,向病逝的老人敬礼默哀。他把为他安排的电影搬到村子里去演,出款为左邻右舍安装电灯……。

  一九六二年,吴家花园内新打了一口井,水质很好,他决意要和群众共享,设法把井水引到墙外,还自己动手用砖砌了一个水池。在监视他的哨兵日记上记着: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彭德怀“一次,晚到西边散步,回来走到大门口时,碰到一个小姑娘担水,他看她年小,他就用手拎着送到她家中”。四月二十三日: “晚散步,……到大门口时发现水管不好,就问我,让他们到大门口提水,我说不行,他说为什么不行……”。五月六日:“下午二时半出来,看水管不流,说社员几百号吃水要紧,吃菜不要紧(按: 指吴家花园浇菜地) ,自己用嘴吸水管的水”。就象抗日战争时期住在太行山的村子里一样,他千方百计地为挂甲屯的群众做好事。

  一九六五年,在一份关于他《在挂甲屯的一些活动》的秘密报告中,把他这种对普通群众的始终不渝的关怀和同情,说成是“利用群众的封建落后思想进行拉拢,加上小思小惠处处关心群众疾苦的样子,迷惑了相当一部分人”。报告举例说: “有的群众说: ‘彭老头来了以后,挂甲屯有了福’,‘彭老头真是好人’”,“尤其是吴家花园周围的人,一提起 ‘彭老头’、‘彭爷爷’ ,真有点感恩不尽的味道,有的老太太甚至表示永世不忘。”

  与报告人的企图相反。今天,我们从这些纯朴的语言中,听到了群众的心声。

  六年过去了,他再也忍受不了这吴家花园的谪隐生活。一九六五年七月,他在对中央党校负责人的一次谈话中,说他 “作梦还在打仗”。他要求: “让我离开这里去农村搞点工作”,再不就换个地方,或者把身边所有的人员撤去,汽车也交出去。“留下一个看门的,和三间房子,就行了。”①接着,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了自己的愿望。

  一九六五年九月,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彭德怀,告诉他,毛泽东约他去中南海谈谈。九月二十三日,彭德怀到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早在那里等着他,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也相继来到。毛泽东告诉他: “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接着,风趣地说: “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就写八万字。”对于一九五九年庐山之事,毛泽东说: “也许真理在你那边”。毛泽东要他去战略后方西南,担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说:“你去西南,这是适当的,将来还可带一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毛泽东又转向在座的其他人,说:“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支持他也是诚心诚意的。”②毛泽东的谈话使他深为感动。虽然他知道 在这种处境下工作的困难,还是接受了去三线的任务。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彭德怀从北京启程去成都就任。浦安修在送别时和他约定,过一段时间,她也转到成都去工作,夫妻重聚。

  行前匆匆,他没有注意到,一九六五年十一月的第十日,上海《文汇报》就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不指名地把他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 。十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加按语转载了这篇文章。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五日,戚本禹在一篇文章中进一步把矛头指向彭德怀,说:“《海瑞罢官》……它的真正主题是号召被人民罢官而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东山再起”。“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即将拉开,报纸文章一片喧嚣,充满了耸人听闻的提法。

  彭德怀到成都,住在永兴巷七号。那正是初冬阴冷的天气,但成都市面的繁荣,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的喜悦,使他一洗六年的沉郁。工作之余,他兴致勃勃地和警卫员一起上街,品尝有名的成都小吃。

  他的兴奋只有几天。他看到了《人民日报》加按语转载的《文汇报》文章,气得拍桌子。但马上,他又从愤激转向冷静。不管如何,他要工作! 他马不停蹄地在西南建设的各个工矿现场视察,半年时间去了四川重庆、南充、内江、自贡、渡口、汉源、西昌、雅安、宜宾、泸州、简阳和贵州六盘水等二十几个地方。他每到一处,都要开干部、工人或工人家属座谈会,了解从生产到生活各方面的情况和问题。在视察途中,他重访了红军长征路过的会理、冕宁和大渡河的安顺场渡口,看望了当年摆渡红军过河的老船工。

  一九六六年五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二十日,彭德怀被召回成都,参加三线建委干部会学习 “文革”文件,实际是接受批判。

  血写春秋

  一场阴谋在策划中。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关锋、戚本禹写信给陈伯达、康生、江青,无中生有地说: “……彭德怀到三线以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的活动”,“彭德怀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我们希望中央能考虑在适当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①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在北京的一次会上,江青对 “造反派”们说:“你们总说我指向哪里,你们就打向哪里,为什么一个彭德怀你们就揪不来?”会后,北京地质学院“造反”组织“东方红”的头头王大宾、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的头头刘国星,带领一伙人立赴成都,深夜逾墙,把彭德怀“揪”走。随后,又抄走了他的全部书籍、信件、文电和历史资料。十二月二十六日,戚本禹写信向江青邀功: “彭德怀……一、二日内即要押送回北京,北京的学生已经做了斗争的准备。”②

  十二月二十七日,彭德怀被“押”抵北京,关禁在五棵松北京卫戍区的一处营房里,以后又被多次转移。

  眼前的事态使他预感不测,而他对革命的忠贞,他毕生磊落坦荡的胸怀,又使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已经成为 “文革”的“要犯”。他在日记中写道: “红卫兵同志们,……我 不怕你们对我的历史审查,你们越审查,我将越高兴……。”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他写了一封信要求看守替他转寄给毛泽东,信的内容是:

  主席:

  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您期望。

  十二月二十二日晚,在成都住地,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二十三日转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于二十七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红卫兵共同看押。

  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

  开始,他十分耐心地回答“红卫兵”向他提出的种种问题; 为了不白吃人民的粮食,他还要求能参加一些劳动。日复一日,“红卫兵”的辱骂和“围攻”,看守日夜的严密监管,拒绝他亲人的探视,使他看透了: “我现在住的不是军营,而是班房。”

  他只有一套内衣,无法换洗。天气已经暖了,没有衣服换季,仍旧穿着棉袄。他的身上长了很多疮,内衣上沾满了血点 ……。他吃的是普通战士的饭菜,主食是窝窝头、苞米面粥。

  但这时,江青却在一次会议上对“造反派”讲: “你们把他(指彭德怀)揪来了,他现在吃得胖胖的,养得白白的。”①

  一九六七年七月,一连串骇人的暴行开始了。时已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戚本禹,亲自出马,叫北航“红旗”头头韩爱晶“斗一斗彭德怀”①。周恩来闻讯立即派人向“红卫兵”当面传达几条:不许坐喷气式; 不许搞逼供信; 不许游街;要文斗,不要武斗②。韩爱晶却传达了中央文革小组的 “最新指示”:“对群众不要限制过多。”③

  七月十九日,在北京航空学院的一间教室内,韩爱晶率领 “造反派”,按中央专案组提供的提纲、材料,“提审”彭德怀。造反派厉声喝问,彭德怀从容回答:

  “彭德怀,你为什么发动百团大战?”

  “为了打日本。”

  “你在抗战中犯下了什么罪行?”

  “如果说是罪行,那就是打死了几万日本鬼子。”

  “你为什么反对毛主席?”

  “我没有反对毛主席,我只是对毛主席无话不谈。”④

  ……

  暴徒蜂拥而上,韩爱晶首先出手,一拳打在彭德怀的肋骨上。接着,有人飞起皮靴,踢他的腰部; 有人抓住他的手,强迫他在“认罪书”上按手印。他愤怒,反抗,然而,他已是近七十岁的老人。一顿毒打,曾经声震中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革命英雄和民族英雄昏迷倒地。他被送回囚房,勒令起身写“认罪书”。

  他的伤势惨重,不得不送到医院检查。除身上多处青紫,他的两根肋骨被打折,一根错位,肺部受伤。

  七月二十六日开始,彭德怀在重伤中被各单位轮流 “揪斗”、“游街”,在千百万公众前遭受凌辱、摧残。同一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在北京,在全国各大城市,一批批被押上会台,押上卡车,戴高帽、抹花脸、剃“鬼头”、搞“喷气式”,批斗、游街、“示众”

  注释

  ①易华事见清嘉庆年间修《湘潭县志》山川类。

  ①事见1920年12月4—6日长沙《大公报》。

  ①《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湖南陆军讲武堂同学录》。

  ①李寿轩: 《革命风雷起平江》,1978年12月25日 《解放军报》,

  ①《彭德怀自述》; 《红五军军委关于平江暴动前后情况和经验教训向湘委的报告》 (1929年10月)。

  ①参见1930年7月28日—8月4日《红军日报》。

  ①②③《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0、191页;伍修权: 《读〈彭德怀自述〉,学彭老总品德》,1982年8月22日《解放军报》。

  ①“文化大革命”中邓萍墓碑被毁,彭德怀所写碑文无存,1983年始在“彭德怀专案”档案中发现碑文稿。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8页。

  ①毛泽东赞彭德怀诗,引自《彭德怀自述》第206—207页,与近年报刊发表的略有不同。

  ①立波: 《彭德怀将军论抗战形势》,载《驱逐日本出中国》, 1938年2月出版。

  ①彭德怀在343旅团以上党的活动分子会上的报告大纲(1938年春)。

  ①彭德怀在华北军队、地方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1945年2月1 日) 。

  ①②《彭德怀对美军观察组的谈话》 (1944年8月)。

  ③彭德怀:《八路军在华北十四个月来抗战工作经验的总结》(1938 年10月3日)。

  ①1939年3月10日彭德怀致毛泽东电。

  ②彭德怀: 《八路军在华北十四个月来抗战工作经验的总结》。

  ③《彭德怀对美军观察组的谈话》。

  ①见1940年9月13日 《新华日报》 (华北版)。

  ①1941年1月9日《新中华报》。

  ②④⑤⑥⑦⑧日本防卫厅编: 《华北治安战》(上),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第66—67、223、236、295、362—363页。

  ③《百团大战史料》,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7、455页。

  ①彭德怀: 《敌寇治安强化运动下的阴谋与我们的基本任务》。

  ①《彭德怀与美军观察组的谈话》。

  ①《彭德怀在野政宣教会上的演讲》 (1942年4月5日)。

  ②③一二九师司令部缴获敌件汇编《日寇特务工作之一斑》 中: 《共产党检举对策》。

  ①习仲勋: 《彭总在西北战场》,1980年1月25日 《人民日报》;王政柱: 《彭总在西北解放战场》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第13—16页。

  ①习仲勋:《彭总在西北战场》;王政柱:《彭总在西北解放战场》。

  ②《毛泽东军事文选》第414、424、425页。

  ①转引自中共中央军委档案馆收藏的敌军资料。

  ①王政柱: 《彭总在西北解放战场》第69页。

  ①余秋里: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军的传家宝》,1983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

  ①彭德怀在西北总工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②彭德怀在中共中央西北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11月)。

  ①彭德怀指挥所参谋杨凤安日记。

  ①彭德怀1962年6月22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信(即“八万言书”)。

  ①彭德怀1950年10月25日致毛泽东电报; 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成普的回忆录。

  ②〔美〕小克莱·布莱尔: 《麦克阿瑟》,战士出版社1983年10 月版第373—374页。

  ①《彭德怀自述》第261页。

  ①邓华1951年6月27日在志愿军党委会议上传达的毛泽东指示。

  ②③彭德怀1962年6月22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信。

  ①彭德怀:《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总结》(1953年12月)。

  ②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 (1954年12月29日)。

  ①彭德怀在总干部部一份工作报告上的批语。

  ①彭德怀: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 (1954年12月29日)。

  ①彭德怀: 《视察军事工程学院等单位工作给军委和中央的报告》(1958年10月7日)

  ①彭德怀在武威炮兵学校的讲话记录(1958年10月28日)。

  ①咙胡,湖南方言呼吁的意思。

  ①②③均见彭德怀在庐山会议期间写的笔记。

  ①彭德怀在1962年6月16日写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信。

  ②《彭德怀自述》第278-279页。

  ①《彭德怀自述》第278—279页。

  ①以上几段引文见彭德怀在吴家花园所写的笔记。

  ①李志强: 《同志情谊重如山》,载《革命文物》1979年第5期。

  ②③访问周勤淑记录。

  ①中共中央党校负责人和彭德怀的谈话记录。

  ②《彭德怀自述》第288—289页。

  ①②“文革”时期“彭德怀专案组”档案。

  ①“文革”时“彭德怀专案组”专案人员的笔记。

  ①②③“文革”时“彭德怀专案组”档案及有关人员的回忆。

  ④“文革”时“批斗”彭德怀《简报》及有关人员的回忆、交待。

  ①“文革”中监禁彭德怀处的看守日记。

  ①②“文革”期间监禁彭德怀处的看守日记。

  ①“文革”时期“彭德怀专案组”专案人员的笔记。

  ①载1979年12月25日 《人民日报》。

  ①载1982年3月18日 《人民日报》。

  参考文献

  1.彭德怀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和党中央及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往来文电。

  2. 彭德怀在历次革命战争中起草和签署的作战命令和工作指示。

  3. 彭德怀在一些重要会议上的报告、讲话。

  4. “文化大革命”时期“彭德怀专案组”的档案。

  5. 《湖南省志》第1卷《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湖南人民出版社 1959年版。

  6. 彭德怀召集的红三军团历史情况座谈会记录(1945年于延安)。

  7.彭德怀召集的平江起义三十周年座谈会记录(1958年7月22日)。

  8.滕代远向湖南省委的报告(1929年1月)。

  9. 彭德怀给中央的信 (1929年4月4日) 。

  10. 1928年湖南省国民党政府《清乡公报》。

  11.彭德怀: 《三年抗战与八路军》 (1940年7月)。

  12.左权: 《坚持华北抗战两年中之八路军》,载《八路军军政杂 志》1937年7月号。

  13.任弼时: 《山西抗战的回忆》,载《前线周刊》创刊号(1938年 1月28日) 。

  14. 八路军总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王政柱的日记。

  15. 何应钦: 《三年来之抗战经过》,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印行的《抗战三年要览》 。

  16.《新华日报》 (华北版) 1939年至1943年9月的有关报道。

  17. 《八路军军政杂志·百团大战特辑》 (1940年9月)。

  18.西北野战军战史编写组编: 《西北野战军战史》 (未刊)。

  19.西北军区编: 《西北野战军战例汇编》 (未刊)。

  20.晋冀鲁豫版《人民日报》1947年至1948年有关报道。

  21.西安《群众日报》1949年至1950年的有关报道。

  22.兰州军区编: 《兰州战役》,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3.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经验总结编委会编: 《抗美援朝经验总结》 (1956年10月) 。

  24. 《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人民出版社1954年4月版。

  25. [美]马修·邦克·李奇微: 《朝鲜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3年10月版。

  26.军事学院战史简编编写组: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

  27. 彭德怀在中共中央成都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58年3月)。

  28. 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期间的部分军委例会记录。

  29. 1959年7月至8月中共中央庐山工作会议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部分 《简报》。

  30. 彭德怀的战友、亲属李寿轩、李聚奎、田长江、吴自立、黄克诚、刘会农、杨尚昆、伍修权、王政柱、欧致富、周希汉、戎子和、习仲勋、邓华、李志民、洪学智、韩先楚、解方、成普、李锐、李志强、孟云增、景希珍、纂魁英、浦安修、彭启超、彭梅魁、彭正祥、彭康志、彭钢等写的回忆文章或回忆材料。

  31. 对彭德怀的童年伙伴、乌石乡邻、湘军同僚、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战友、部属、八路军在太行山的驻地群众和彭德怀的亲属的访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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