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元帅简介生平经历事迹 彭德怀的抗日故事 彭德怀的后代子女[第3页]

时间:2017-02-21 20:45:00 来源:8794网 编辑:小霸气

  率师援朝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军和南朝鲜李承晚集团的军队,在南、北朝鲜分界线(北纬三十八度线)爆发了国内战争。二十七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 美军支援南朝鲜军队作战,派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开进我国台湾海峡,以武力阻止我军解放台湾。九月十五日,美国军队乘朝鲜人民军主力南下,后方空虚,以其陆、海、空军五万余人,在南朝鲜西岸的仁川港登陆,进而操纵联合国组成所谓“联合国军”,在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的指挥下,于十月一日越过 “三八线”,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举进犯。

  当友好邻邦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于十分危急,我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之际,党中央于十月四日派专机到西安召彭德怀进京参加政治局紧急会议。会上,彭德怀同意毛泽东关于出兵援朝的意见。经毛泽东提议,政治局决定派彭德怀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入朝参战。彭德怀慨然受命,放下正热心筹划的建设祖国大西北的宏图,挥师重赴烈火硝烟的战场。

  一九五○年十月八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即日晨,彭德怀奉中央命赴沈阳,进行出师前的动员和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彭德怀为确实掌握敌我双方兵力情况,于九日晚亲赴安东 (今丹东) 。他根据敌军第一线的兵力部署,修正了我军原定的出师方案。根据敌军装备和朝鲜地形特点,他在师以上干部会议上指出,我军过去在国内战争中采取的大踏步前进和后退的方式,在朝鲜不一定适用; 我军在战术上应采取运动战与阵地战相结合的形式。他强调我军入朝要作长期艰苦的打算,要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尊重朝鲜政府和朝鲜人民的风俗习惯,严格遵守纪律。

  十月十九日下午,按毛泽东的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隐蔽渡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

  在志愿军渡江的前一日,傍晚时分,鸭绿江南北雨雪交加,寒风凛冽。彭德怀带一名参谋、两名警卫员,一部电台及电台人员乘夜过江①,在敌机空袭下驱车两昼夜,辗转数百里,于二十日晨在平安北道北镇附近的一个小村,会见了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内阁首相金日成,商讨了志愿军的作战方案和中朝两军如何配合作战问题。

  这时,美军已凭其大量飞机、坦克的掩护,于十九日攻占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都平壤,并继续北犯。二十四日,美军先头部队侵抵距中朝边境三十五里处,南朝鲜之第六师占领了距中朝边境五公里的楚山。中共中央原定,志愿军入朝后,应首先抢占平壤以北的龟城、德川、宁远一线,控制要点,构筑工事,稳定战局,尔后相机歼敌。而此时,美军西线第八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已占领我上述预定防御地区,但并未发现我志愿军已经入朝,正毫无顾忌地分兵前进。当此敌情变化之际,彭德怀立即改变方案,令志愿军的两个师阻击东线之敌,而以另外五个军及一个师集中于西线,以军、师为单位对冒进之敌穿插迂回,分割包围,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当西线各路敌军先后进抵博川、云山、温井、熙川等地时,志愿军各军突然对美军二十四师、英军二十七旅及李承晚第六师实施大胆的分割包围和英勇顽强的攻击,经过十二昼夜的战斗,至十一月五日,共歼敌一万五千余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回清川江以南,获得了初战的胜利。

  中国人民志愿军突然出现在朝鲜战场,给狂妄冒进之敌以 当头一棒,使骄傲的美国五星上将大吃一惊,也引起了世界的震动。但麦克阿瑟仍认为志愿军不堪重击,逞其强大的空军和优良装备,从十一月六日起,又向我阵地反攻。彭德怀故意示弱于敌,令各军主力后撤三十里,占领有利地形,停止攻击,而以小部兵力边打边撤,诱敌深入。十一月二十四日,敌分东西两路继续北犯,发动了所谓“圣诞节总攻势”。麦克阿瑟飞临清川江以北上空,向美军广播,要在圣诞节前占领全朝鲜。其结果,东线、西线先后突入了我预设的战场。十一月二十五日,彭德怀令各军对敌发起第二次战役,志愿军英勇穿插包围,将敌分段割裂。敌几个师拥挤在价川、德川以南,三所里、龙泉以北的狭小地域内,混乱不堪。我军以娴熟的近战、夜战手段,对被围之敌发起猛攻。敌遭南北夹攻,丢下大量尸体和重装备狼狈溃逃。在我全线打击威逼下,敌惊恐万状,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开始向“三八线”撤退。

  敌人依靠空军掩护和摩托化装备,撤退速度很快,一气退了二百多公里。而我志愿军是徒步追击,加以粮弹不及补充,连续作战,十分疲劳。彭德怀遂于十二月二日下令各军停止前进,主力集结休整,仅以一部兵力追击。十二月五日收复了平壤,继而收复了“三八线”以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全部领土。第二次战役大大超过了预定目的,共歼敌三万六千余人(其中美军二万四千余人),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使敌军在“三八线”一带转为防御。

  志愿军出国作战月余,连续取得了两次战役的胜利。从指挥上来说,是由于彭德怀巧妙地运用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军事原则,发挥了我军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的特长。两次战役的胜利,扭转了朝鲜战局,提高了中朝人民的胜利信心。

  为了抓住战机,不给敌人喘息休整的机会,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乘敌退回“三八线”一带,立足未稳、援兵未到之际,发动了第三次战役。

  一九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共九个军三十余万人,组成三个突击集团,向当面之敌发动进攻。这是我军较大规模的向预有防御准备之敌的进攻战役。是役,中朝人民军队并肩作战,一举突破敌坚固设防的“三八线”阵地,迅速将敌整个部署打乱。一九五一年一月二日,敌全线向汉江以南仓惶撤退,中朝人民军队乘胜转入追击,于一月四日解放了南朝鲜首都汉城,前进到“三七线”一带。

  但是,中朝军队经过七昼夜的进攻,前进了八十至一百一十公里,只歼灭了小股敌人,共一万九千余人,具有丰富战争经验的彭德怀识破了敌人的企图,分析敌人的行动是在诱我南下,造成我后方空虚,侧翼暴露,然后利用其海空优势,重演仁川登陆的故技。一月七日,彭德怀断然命令部队停止追击,迅速占领有利地形,严阵以待敌人之反扑。

  在敌人争先恐后溃退、我军大踏步前进的胜利形势下,有人认为我军如继续南追,敌人还将后撤,主张一鼓作气,乘胜把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赶出朝鲜半岛①。彭德怀不同意这种轻敌速胜的观点,指出,敌虽遭我三次沉重打击,但主力未被削弱,后备力量尚很强,技术装备仍占极大优势;而我军仍靠步兵武器,继续南进,补给线越长,在敌人的狂轰滥炸下, 物资供应将愈困难;部队连续作战,减员很大,亟需休整补充,故我军目前只能原地休整,构筑工事,防敌反扑,准备长期作战。

  不出彭德怀所料,敌人退到“三七线”后,图诱我南进不成,又急于挽救其国际威望,遂于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七日集中全部兵力,分东西两路,在大量空军、坦克和炮兵的支援下,向我二百余公里防御正面发起大规模进攻,开始了朝鲜战场上的第四次战役。

  第四次战役,我军是在部队减员较大,粮弹极端缺乏,战士衣服单薄,和严冬地冻,构筑工事困难的情况下作战的。彭德怀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各种具体条件,报告毛泽东,决定采取 “西顶东放”的作战方针: 西面在汉江两岸顶住敌人,东面把敌人有计划地放进来,在运动中寻机歼灭之。毛泽东复电称: “部署甚好,预祝胜利”①。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时间紧迫、准备不及的情况下入朝参战,全体指战员在离开祖国、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发扬高度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英勇作战,攻如雷霆,守如泰山,就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 “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一支纪律严明,训练有素,指挥有方,堪称为世界上第一流的军队。”②

  但是,经过连续三次战役,身为志愿军司令员的彭德怀也深深感到,出国作战与在国内情况大为不同。要坚持长期作战,有许多过去没有遇到过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如: 兵员、 物资、粮食、弹药均不能就地补充,完全依靠国内; 而朝鲜三面环海,地形狭长,主要交通线在大批敌机的昼夜空袭下,运输极为困难。而此时,有的同志仍坚持要大规模出击,认为可一战把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军赶出朝鲜半岛。经过反复考虑,彭德怀召开志愿军党委会 说明他拟回国当面向毛泽东主席请示,得到与会者的赞同。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彭德怀从朝鲜回到北京,迳直赶往西郊玉泉山,毛泽东已经就寝。彭德怀因军务紧迫,不顾警卫人员的劝阻,闯门而进。毛泽东立即披衣起身,仔细听取彭德怀陈述朝战不能速胜的理由和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当即明确表示: 朝战 “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①。关于增派兵力问题,经过商讨,决定采取国内部队轮番出国作战的办法; 同时,决定大力加强后勤供给,改善交通运输条件,增调飞机、防空部队和汽车到第一线。

  在主要问题得到解决以后,彭德怀于三月初返回朝鲜前线,继续指挥我军抗击敌人对我阵地发动的大规模进攻。

  第四次战役从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七日始,到四月二十一日结束。中朝人民军队经过八十五天宽大正面逐山逐水的顽强战斗,大量杀伤了敌人。敌人平均每天前进一公里左右,却付出了七万八千人的惨重代价。

  所谓“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经我志愿军和人民军的连连打击,恼羞成怒,暴跳如雷,公然宣布要把侵略战争扩大到我国沿海地区和内陆基地。他的疯狂计划尚未实施,就被美国总统杜鲁门撤了职。这个被称为“天才军事家”、闻名世界的美 国将军,在以彭德怀为对手的朝鲜战场上,成了一名败将。

  敌人鉴于正面攻击受挫,一九五一年四月上旬,秘密组织了两栖作战部队,企图配合正面进攻,在我侧后登陆。由于我从国内增援之六个军已先敌到达朝鲜,敌见战机已失,遂迅速转入防御,构筑工事,以抗击我之反突击。根据敌军部署的变化,彭德怀将原拟于五月上旬发动的第五次战役,提前于四月二十二日开始。

  这次战役,中朝以十五个军约一百万人的兵力,组成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向敌人发起猛烈的反突击。自四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九日,我各突击集团先后越过“三八线”,会歼北汉江之敌。敌人接受了过去的教训,利用我无空军掩护,大兵团不能在白天作战的弱点,采取节节抗击,逐步撤退的办法,诱我前进,使我追击部队每日在拂晓前停止时,恰处于敌人炮火控制之下。我军不仅难以活动,反而遭敌杀伤。这一段,由于敌人采取这种新的战术和我方新入朝部队尚无与美军作战的经验,敌得以大部逃脱,撤至北汉江和熙阳江一带建立了新防线,图予我以大量杀伤。彭德怀识破敌之企图,下令停止攻击。

  敌逐次退守汉江后,又迅速将美军集中于西线对付我之主力,而将李承晚军部署于东线。根据这种情况,彭德怀决定在东线实施主要突击。五月十六日,中朝军队对东线敌形成合围,激战六昼夜,歼其大部。此时,美军迅速东调,李承晚之援军亦急速北调,我军突入敌纵深过远,粮弹运不上去,为免遭敌反击,彭德怀决定主力后撤,向北转移休整,第五次战役宣告结束。

  当我军转移时,敌人乘我连续作战,部队疲劳,缺乏粮弹,对我各阵地大举反扑。我新入朝部队的一个师在转移中因部署失误被敌切断退路,伤亡很大。这是我军入朝作战的五个战役中受损失较严重的一次。战役结束后,彭德怀在给中央的报告和在志愿军高级干部会上,对此屡作检讨,承担责任,同时也严厉地批评了有关的战场指挥员。

  第五次战役使敌人的登陆计划破产,总共歼敌八万二千余人,是五个战役中歼敌最多的一次。但我方损失亦重。对第五次战役的评价,如毛泽东指出的,是“打得急了一些,打得远了一些,打得大了一些”①。

  经过前后五次战役的较量,使敌人感到,再要越过“三八线”是不可能的,遂不得不于七月十日开始和我谈判停战问题。

  第五次战役后,我军开始全线阻击,将敌阻于汶山、金化、杨口、高城一线,转入积极防御的阵地作战,而敌人也转入了阵地防御。从此以后,志愿军根据毛泽东指示的“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采取了“敲牛皮糖”的战术,一点一点去敲。各部队利用朝鲜山高林密的有利地形,构筑工事,轮番作战,轮番休整,“每次歼灭敌一部,大多数是敌一个营。打了不少这样的歼灭仗,每月大概打四、五次”②,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配合谈判桌旁的斗争。

  这时,敌我双方战线基本对峙于“三八线”附近地区。当停战谈判开始时,敌曾蛮横要求我方后退一万二千平方公里的地区,立遭我拒绝。彭德怀指出,敌人决不会公平合理的进行谈判。要求我军“打的坚决打,谈的耐心谈”③,准备敌人借谈 判为掩护进行反扑。

  从八月到九月,敌人果然相继对我发动了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我军指战员为坚守阵地,防止敌大量飞机及炮火的轰击,创造了“马蹄形”坑道工事。彭德怀深入前线发现了这一创造,立即指示在全军推广。以后,各部队在实施中,使马蹄形坑道不断改进,由两个出入口发展为多进出口、多层次的坑道,由简单防炮发展为可以屯兵、贮备粮弹、医疗救护,有生活设施等,大大减轻了我军的伤亡。后勤运输也形成了一条敌人炸不断、打不烂的钢铁运输线。志愿军得以顽强坚持阵地,粉碎敌人攻势,杀伤大量敌人,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地区。

  经过全军艰苦持续的努力,我军阵地逐渐形成并巩固起来,在二百五十公里的防御正面、东面海岸和战场纵深,筑成了巨大规模的交织连贯的地下工事,由地面防御战变为地下固守防御战。我军既能利用坑道工事挫败敌军一次次的进攻,又能以坑道为依托进行阵地进攻战,使我军能以劣势装备与现代化装备的敌人作持久对峙。

  一九五二年春,彭德怀由于成年累月在恶劣的条件下进行紧张的战争指挥,痔疮经常发作,额上又生了一个瘤,剧痛不已。医生怀疑是癌,而他仍坚持不肯回国治疗,志愿军党委只得向中央报告。周恩来总理立派卫生部负责干部到朝鲜前线接彭德怀回国治疗,志愿军的全面领导由第一副司令员邓华负责。

  一九五三年五月中旬,我军对敌发动夏季攻势。敌遭我打击后,停战谈判有了新的进展。六月,彭德怀赴朝鲜准备参加停战协议的签字。这时,李承晚又破坏遣俘协议,扣留我方部分战俘,宣称他不受停战协议的约束,要“单独干”。彭德怀经请示,决定再给李军以打击。七月十三日,在千余门火炮的支援下,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向李承晚军的二十二公里宽正面发起突然的攻击。经过一小时激战,全线突破敌防御阵地,插入敌纵深十八公里。一昼夜内,将敌全部打垮,拉直了金城以南的战线,消灭美、李军七万八千人,扩展我方阵地二百二十多平方公里。敌深怕我继续进攻,“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的克拉克上将乃要求双方马上在停战协议上签字。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在朝鲜开城附近的板门店,双方代表对停战协议进行了会签。二十八日,金日成、彭德怀、克拉克分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克拉克在签字后对他的同僚说: “美国上将在一个没有打胜的停战书上签字,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彭德怀在《自述》中回忆说: “我在签字时心中想: 先例既开,来日方长,这对人民来说,也是高兴的。”

  历时三年零一个月的朝鲜战争终于停战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不负祖国人民重托,取得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胜利。抗美援朝的胜利来之不易,这是中朝人民和军队血肉相亲、并肩作战、流血牺牲的结果,是全中国人民全力支援的结果。而彭德怀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也是得以结成这个伟大的胜利果实的全部因素中一个关键性的因素,这使他成为国际上威誉卓著的军事家。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

  军委七载

  一九五二年春,彭德怀因病被接回北京就医后,中共中央决定他留京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从此他又肩负起新的使命,开始他军事生涯的新时期,也是他军事生涯的最后一个时期。

  彭德怀接任军委工作,同时还兼任志愿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职务。十一月,为了对付美军可能在志愿军侧后实行登陆作战,他亲赴安东、大连,勘察辽东半岛地形,进行军事部署。一九五三年二月,又赴上海、杭州,勘察华东地区的海岸和岛屿,布置防务,预防蒋军在这个方向策应美军。六月间,他赶往朝鲜,组织指挥金城战役,参加停战协定的签字。八月十一日,彭德怀再次回到北京,以全部精力投入国内的军事建设工作。

  朝鲜停战给全国经济建设增加了有利条件,给军事建设也增加了有利条件。军队的各个系统,各军种、兵种都准备大展宏图,尽快实现现代化、正规化。就在这时,中央在国家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中提出,要大力缩减军费开支,以便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这个要求同军队许多干部当时的想法发生了矛盾。为了统一全军思想,彭德怀回国后,立即研究修订原来军队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向毛泽东作了《关于军事系统精简人员、缩减开支的报告》,建议召开全军性会议,讨论今后五年的军事建设工作。这个建议立即得到毛泽东的批准。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日,全军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开幕,朱德致开幕词,彭德怀作《四年来的军事工作总结和今后军事工作的几个基本问题》的报告。经过充分的讨论,会议对军事建设的许多基本问题取得了一致认识: 确定把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以保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防御帝国主义侵略,主要是防御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作为我军军事建设的总方针、总任务; 明确规定军队的总员额,把各特种兵在现有基础上巩固提高,减少进口装备,挤出钱来发展重工业,作为建设现代化军队应走的正确道路; 确定现代化军队建设中长期的、经常的中心工作是训练部队,而训练干部,又是这一中心工作的中心。会议最后还确定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采取在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①。

  这次会议,体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大胆改革的精神,又注意继承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是全军历史上一次划时代的会议,对建国后我军的建设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

  全国政权的建立,朝鲜战争的停止,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开始,使解放军进入一种全新的历史环境。过去行之有效的制度,许多已不能适应建军的新要求。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后,彭德怀集中精力准备实行军事制度的改革。这些改革主要的是: 废除志愿兵制,实行义务兵役制; 废除军官生活的供给制,实行军官的薪金制; 建立军衔制;建立颁发勋章、奖章制。在当时实行和建立这些新的制度,如彭德怀所说, “是我国当前国防建设的根本起点”②,不如此,就会延缓军队现代化、正规化的进程,就会妨碍军队应付大规模的现代战争。

  军委分工,由聂荣臻负责兵役制度,罗荣桓负责军衔制度和颁发勋章、奖章制度,贺龙负责军衔符号、军种符号和服装样式,黄克诚负责薪金制度。上述各项制度的条例草案,经过广泛征求意见,一再讨论审查,基本成熟后,彭德怀又主持召开了一次有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军委扩大会议,讨论定案。他认为,授予每一个干部的军衔,不仅关系到对个人的评价,关系到个人的荣誉,而且关系到全军各个部分的团结。高级干部军衔的授予,影响尤大,因而十分慎重。评衔过程中,他反 复商榷,衡量比较,进行调整。对有的干部,彭德怀还亲自谈话,说明情况。

  对当时十多万女军人的评衔和安排,彭德怀也十分关注,主张不能笼统拒绝给她们评衔。

  对于军官的薪金标准,从一九五三年春开始,几乎每次到部队视察,他都要征询基层干部的意见。他提出确定薪金标准的原则: 一是最高薪金和最低薪金的比例不能太大;二是为着团结军队内部,薪金级差不能太多; 三是为了军政、军民的团结,军队薪金不能比地方薪金高出太远。一九五五年一月薪金制度实行以后,他还一直注意着各方面的反映,对原定的标准,陆续进行两次调整,力求合理。

  上述四项重大制度,加上军官服役和退役的规定,至一九五五年均陆续实行,使军队建设向高级阶段又迈出重大的一步。

  一九五五年九月,彭德怀被授予元帅军衔。

  从一九五二年开始,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有了很大的变化,陆军有十几个师换上了新的武器,没有换装的也准备陆续换装;空军成立已经三年,武器装备全是新的; 海军也有了不少新式舰艇。但是指战员对这些武器装备还很陌生,战士对新武器不会操作,干部对战士不会训练。这就是当时全军普遍存在的人与新式武器的矛盾。

  对于这个突出的矛盾,周恩来在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已有预见。从一九五一年开始,便在全军发动了大规模的文化学习运动,为掌握现代化武器作准备,并取得重大的成绩。部队开始换上新的武器装备以后,搞好军事训练更为迫切。在彭德怀的主持下,从一九五三年六月起,全军以文化学习为重点的训练,转向以军事训练为主的综合正规训练。军事训练时间增加到百分之六十,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分别为百分之二十。同年底,他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以部队的军事训练工作为全军工作的中心,培养教育干部的学校工作又为中心的中心。

  为使各级干部对正规化的军事训练更加重视,彭德怀要求大家首先在观念上来一个转变。他说,过去我们是在战场上练兵,现在主要是靠正规的军事训练来练兵。今后衡量一个部队的战斗力,已不是看他们历史上的战绩,而是看他们军事训练成绩的优劣。

  根据当时部队军事素养水平不高的情况,他要求全军首先培养严格执行各种军事条令的作风,为正规化建设奠定基础; 同时抓紧提高部队的技术水平,加速指战员掌握现代武器的能力;着重演练战役、战术协同动作,以便实现各军、兵种联合作战的目的。

  为加强军事训练的领导,在一九五四年九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恢复以后,分工刘伯承、叶剑英两位军委委员负责训练工作。一九五六年五月,又成立军委一级的训练委员会,由刘伯承任委员会主任。

  为加强对全军干部的训练和培养,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结束不久,彭德怀召开军委例会,讨论南京军事学院和总高级步兵学校的教学问题。他指出,军队有了现代化武器装备,如果没有现代化指挥干部和专家来掌握使用,再好的武器也是一堆废物。而这些干部和专家,都必须依靠学校来培养。

  随后,在军队已有的一百多所学校的基础上,又陆续筹建起高等军事学院、海军学院、炮兵学院和军事科学研究院等高级学府和学术机关,构成军队培养各类于部的完整体系。同时,由军委选派各类干部到外国学习、参观。彭德怀自己也率领高级军事代表团出国参观外国军事演习。

  为继承和发扬解放军的优良战斗传统,彭德怀在一九五四年要全军挑选五万多名有实战经验的战士进学校,一九五五年又从年轻战士中留下二十万战斗骨干,分批送进学校培养。他向部队解释说,战争时期大家都舍不得把最好的干部送去住学,现在必须改变这种观念; 过去缴获了新式武器,都是首先装备战斗部队,现在这个习惯也要改变,新式武器一定要先分配给学校。他规定,对于国外的某些先进武器,如果是为了装备部队,应当少买或缓买。但是,为着学校的教学,就必须尽快购买。这样,学校训练才能走到部队训练的前边,才能带动整个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一九五三年以后,军队的建设工作全面展开,蓬蓬勃勃,蒸蒸日上。但新形势也带来新问题。当时军队中露出苗头的重要问题有: 高高在上、盲目发号施令的官僚主义现象; 军事工作神秘化、特殊化、脱离群众的倾向;某些干部生活放荡、堕落腐化的倾向等。彭德怀在军事建设工作的顺利进展中,没有忽视这些新的问题,采取了防微杜渐的有力措施。

  彭德怀一开始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就特别重视和平环境中高级机关的官僚主义问题。他曾在一个文件上批道: “此件七月十九日来,本日 (二十七日)才看到,究竟在何处积压,请查。”①一九五三年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军委直属机关 进行了一次反对官僚主义的大检查,随后组织各部门、各军兵种首长深入部队,发现和解决了不少重要问题。

  对于军队中某些领导干部只依赖外国顾问和专家,不亲自研究问题、不认真钻研业务的现象; 对于那种高高在上,只靠会议而不深入部队的现象; 对于那种饱食终日,敷衍塞责,不负责任的现象等,他无不严加批评,甚至限令检讨纠正。他自己到部队视察,发现部队工作中的官僚主义问题,更是当场追查,找来部队首长就地研究,帮助解决。

  对于军队脱离群众的某些倾向,彭德怀一贯非常重视。在部队修建营房,修筑机场码头,构筑国防工事等问题上,他一再命令部队少占农民耕地,尽量不要迁移居民,禁止无偿使用民工。对于国防工程地区,则要求把禁区尽量缩小,不要随便使用电网,多想办法方便群众。对海空军的伙食标准,也要求不与人民生活过于悬殊; 特别注意军队在驻进营房、佩带军衔以后,不要与地方干部、人民群众疏远隔离。

  一九五四年夏,彭德怀对某些干部腐化堕落的倾向给予了特别的注意。他曾经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反映“军队中贪污浪费现象,经过伟大的 ‘三反’ 运动,基本上得到了制止。而腐化堕落现象不仅没有得到制止,两年来还在一部分干部中有严重的发展。这种严重情况不仅发生在一些下级干部中,而且在一些高级干部中亦严重存在,又转而影响中下级干部,致使在部队中造成一种不能忍受的反常情况。”①这个报告在政治局进行了讨论,随即以军委和总政治部名义发出《制止某些高级干部腐化堕落、违法乱纪行为的指示》。这个指示在军队中震 动很大。全军师以上党委都根据这一指示,召开党委会或党委扩大会进行讨论,团以下干部普遍组织学习,对犯有此类错误的干部进行揭发、批评和处理。仅数月时间,基本上煞住了这一恶劣倾向。

  在党中央的支持下,军委对于上述几种倾向的抵制,象及时筑起的巨大堤坝,防范了恶劣风气的泛滥,保卫了解放军的崇高荣誉和战斗力。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九日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彭德怀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同月,中央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撤销,恢复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彭德怀任军委委员。在毛泽东主席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军委会议上,确定以后在一般情况下,军委会议由彭德怀主持。

  这就是说,党和国家关于军事方面的日常工作,由彭德怀统管。“一身系得几安危”。保卫国家和人民安全的领导重任,落到他的肩上。

  他首先关切的,是新中国的国防。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五年,他在北京召开了两次军事会议,讨论对台湾的军事斗争和军事部署。一九五五年九月初,他率领一个视察团到福建、广东,检查部队的战备,勘察沿海的地形。在这次视察中,他冒着酷署,跋山涉水,晓行夜宿,从福州沿着海岸线一直勘察到海南岛的“天涯海角”。自一九五二年到此时,他把祖国一万多公里的海岸全部勘察完毕,对沿海地形达到了心中有数,为讨论和确定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准备了第一手材料。

  在这前后,他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军队为什么始终未能登陆英伦三岛,为什么在进攻苏联的初期能够长驱直入,而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又为什么坚不可摧、成为苏军战略反攻的重要支撑点等经验教训;他还深入总结了朝鲜战争的有关经验,作为他考虑战略方针的借鉴。

  经过以上两个方面的准备,一九五六年三月,彭德怀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着重讨论和确定战略方针问题。他在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报告,提出“我国的性质、任务和外交政策,都很清楚地说明,我军在战争爆发之前的战略方针只应当是防御的”。但是,他接着说,绝不能采取消极防御,必须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他具体阐明: 这种“积极防御的方针,应该是不断地加强我国的军事力量,继续扩大我国的国际统一战线活动,从军事上和政治上来制止或推迟战争的爆发。当帝国主义不顾一切后果向我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我军要能够立即给予有力的还击,并在预定设防地区阻止敌人的进攻”,掩护全国由平时迅速转入战时状态,以便逐渐剥夺敌人在战略上的主动权,使我军逐渐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上的进攻。根据这个战略方针,他还进一步明确了阵地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的作战形式,提出了作战指导上的诸多重要问题。

  按照这一战略方针,他在报告中要求各部门提出平时军队所需要的数量;各军种、兵种的比例,各军种、兵种自身建设的重点; 需要逐步筹建的各种军事工程,需要国家修建的铁路、公路和疏浚的河道; 战时扩充部队需要的各类军官和士兵的培养储备计划,各种战略物资储备和动员计划; 以及军事科学和军事技术研究的规划等。

  战略方针的确定,使全部军事建设工作有了具体的标准和依据,更加有计划地活跃起来。

  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国共产党举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向全党提出“动员一切积极因素,尽快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任务。为实现这个伟大任务,大会确定把军政费用在国家财政开支中的比重,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占百分之三十三,降低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占百分之二十左右。

  按照这个要求,每年的国防费用应减少四分之一以上。这就使军队面临一个重大问题,即常备军是保持现有数量,还是减少数量以提高质量的问题。要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国,军队就必须大量裁员,不裁减人员就没有钱进行现代化经济建设。

  为此,军委在一九五七年一月召开扩大会议,在会上提出了“减少军队数量,提高军队质量”的方案,决心把现有军队员额裁减三分之一。这是建国以后的第三次大精简。到一九五八年九月,全军的总额实际减少到二百四十多万人。这是建国以后全军人数最少的一年。

  常备军减少,后备兵员就必须增多,否则,就会削弱应付敌人突然袭击的能力。彭德怀为寻求解决后备兵员的途径,曾经作了苦心摸索。

  在一九五四年军队精简之后,他采用苏联的办法,把适龄服役的公民加以登记和训练,加上每年的退役军人,作为预备役。但这个办法给各级地方政府增加很大的工作量,影响地方的中心工作,很难推行,不久,即行停止。

  一九五五年兵役法公布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又采取组建预备师的办法。即在每个大军区建立若干预备师,就地征集,系统训练,训练完毕,退役还乡。但这种办法又很难减少军费开支,于是在成立了十个预备师之后,到“八大”决定减少军政费用时,也停止实行。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曾考虑取消义务兵役制,实行募兵制,用全民皆兵的办法来扩大积蓄后备兵员。经过反复研究,彭德怀向中央和毛泽东报告,说明义务兵役制以不加改变为好。一九五八年春,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时,他在发言中又列举材料,比较义务兵役制和募兵制的利弊,介绍了三年来征兵、复员工作的情况,说明军队、政府、群众对义务兵役制都比较满意;同时,提出在义务兵役制基础上大量积蓄预备兵员的措施,即把预备役同民兵两种组织合而为一,以复员军人为骨干参加并带领民兵进行训练,来达到储备和训练大量预备兵员的目的。实践证明,这一措施较好地解决了“平时养兵少、战时用兵多”的问题。

  庐山蒙冤

  一九五八年八月九日,彭德怀从北京到北戴河,准备参加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根据中共中央“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精神,继续推动革命和建设的“大跃进”。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一九五八年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 (比一九五七年翻一番)而斗争; 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 并且作出 《关于在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 。

  彭德怀在会议过程中,听着来自各省令人鼓舞的情况介绍,阅读着来自各条战线振奋人心的报告材料,他自己的情绪也处于高度兴奋之中。在会议的最后一周,他协助毛泽东指挥了福建前线炮击金门的军事行动,八月三十一日中央的会议一结束,他即怀着欣喜的心情,到东北地区视察去了。当时他和其他许多同志一样,为报纸和各地报告中描绘的“大跃进”的奇迹和群众的热情所鼓舞,也为其所迷惑。

  他这次到东北,主要目的是了解军事工程学院的工作和国防工业生产情况。因为最近几年来,在军事工作中的许多重大问题都确定了,就剩下武器装备的研究和革新问题,他还没有直接了解过。在这次视察中,所见所闻也都是一片跃进形势。他在写给中央的汇报中说:“现在已经设计出不少新式武器和战斗器材,有些是达到了或者超过国际先进水平。”①在视察一个靶场时,他说: “你们这里可以搞一个大公社,包括工农商学兵。”并号召靶场大搞钢铁生产,大搞机械工业,大搞农副业。

  十月十五日,彭德怀乘飞机到西宁,开始对西北几省的视察。当时,甘肃南部和青海交界藏族地区发生反革命叛乱,波及到青藏公路的通天河地区,影响了青藏运输的安全,且有扩大之势。他又亲赴青海的格尔木、大柴旦等地,向政府和军队的领导人询问情况,研究和确定平息叛乱的政策,然后到甘肃和陕西着重了解群众生产情况和部队的思想状况。刚到兰州,他听到甘肃从缺粮省一变而为余粮省,每人年平均达一千五百斤粮 食,高兴极了。联想当年攻打兰州,他亲眼看到的一家五口人只有一条裤子的那种悲惨景象,现在,在党的领导下将一去不复返了,他怎能不高兴呢! 他在沿途向部队讲话,兴奋地说: “总路线显示了它的威力,农业生产成绩很大,今年是大跃进的一年,中国历史上几千年的饥寒交迫生活就要过去了。跃进还带来了新气象,全国公社化。在公社化面前,也要打一个招呼,小心过不了共产主义这一关”①。可以说,在这个时候,他对生产形势是相当乐观的。但是,在到兰州的前后,他也发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如成片的庄稼无人收割,工作的浮夸作风和干部的命令主义等等,使他感到不安。

  十二月八日,他在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发言,“完全同意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完全同意会议对于一九五九年工农业生产指标的安排。”但是由于“浮夸风”的反映越来越多,他对一九五八年的粮食产量发生怀疑。在小组讨论中,有人说,当年的粮食总产量有一万亿斤,他则说,没有那样多,不同意在报上公布那样大的数字。会议闭幕以后,他到湘潭县的乌石、韶山两个公社作了深入调查。

  乌石是他的故乡,他亲眼看到,乌石峰上的参天大木,峰脚茂盛的茶树,化作了炼铁小土炉和公社食堂灶下的灰烬。他不相信一个接一个放出的高产“卫星”,自己跑到田地里去查稻茬,数稻穗。他的求实态度使生产队的干部向他说了实话,乡亲们也纷纷来诉说“浮夸风” 和干部强迫命令、打人骂人造成的种种痛苦。到了毛泽东的故乡韶山,情况也略同。他又去他曾经发动起义的平江做调查,在一次座谈会上,一位退伍的 老红军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获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①

  这张纸条道出了底层群众的心声,增添了他的忧虑,也促使他进一步向中央反映情况。

  在株州,他给中央发了一个专电,说一九五八年粮食实际产量没有估计的那么多,征购粮一千二百亿斤是很勉强的; 建议以征购九百亿斤为宜,以免征了过头粮。

  一九五九年三月,在中央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和四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即上海会议)上,由于会议时间较短,他没有正式发言,特别是上海会议期间,他不得不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平定西藏发生的叛乱事件上,暂时减少了对国内经济形势的关注。

  四月中旬,他参加了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再次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

  四月二十四日,他率领军事代表团从北京启程,对东欧七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队进行访问。在国外的五十天当中,他对外介绍了炮击金门和西藏叛乱的情况,很少谈到国内“大跃进”的情况,这是因为他对国内关于“大跃进”的浮夸报道有所保留,有意作了回避。但是他对国内经济形势一直放心不下,曾打电话回国询问。

  六月十四日回到北京,他看了不少各地的情况反映,听了一些同志的介绍,特别是听到甘肃等省开始严重缺粮的情况。他感到,浮夸风已引起严重后果,再也不能坐视。

  不久,彭德怀接到中央在庐山召开会议的通知,遂于二十九日离京,怀着忧虑的心情上了山。会议于七月二日开幕,他被编到西北地区组。从三日到十日的八天里,他在小组会上七次发言(或插话) ,以惯有的直率,表示了他对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国内经济形势的意见。在这期间,他还从会议文件、会议简报以及同志们的交谈中,更加明确认识到,目前国民经济已经严重比例失调,工作中的浮夸风和命令主义已经造成严重危害。但是,直到八月十日以后,他觉得会议还没有真正注意这些情况,而有些同志仍在盲目乐观,这就使他焦急不安起来。

  他想找毛泽东直接谈一下自己的看法。过去,每当他有不同的意见,都是直率地向毛泽东提出来。这一次,他一早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听说毛泽东工作一夜,刚刚睡下,便转了念头,想把自己的看法大纲式地写出来。于是,他决定给毛泽东写一封信。他希望出现的问题能得到毛泽东的重视,以便采取有力措施,扭转当时的被动局面。

  这封信先由他向随从参谋口授,整理后,他仔细修改数遍,于七月十四日直接送交给毛泽东的秘书。

  他在信中写道: “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话,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人简单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

  全信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讲“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其中列举: “一九五八年的基本建设,终究是国家经济建设所需要的”,“一九五八年的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全民炼钢中,也是有失有得的”。第二部分是讲“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其中着重提到: “现在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的各方面的紧张”。“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 “浮夸风气普遍地滋长起来…… 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 ‘左’ 的错误”。信的最后,还特别表示: “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

  毛泽东看了这封信,搁了两天,在七月十六日批示: “印发各同志参考” 。同日,重新划分了会议的小组,同时,紧急通知所有没到会的中央委员即上庐山参加会议。

  从十七日开始,各组对彭德怀的信进行讨论,连续讨论了六天。多数人基本上同意,完全同意和根本反对者都只有个别人。毛泽东把这封信批印给到会人员,使彭德怀感到意外。十九日,他在小组会上说明,这封信是仓促写成的,没有完全写明本意,还有些不合逻辑的地方,建议中央办公厅在会议后将此信收回,不要下发。

  在到会人员大多数都发表意见之后,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开始在大会上讲话。他在讲话中,“劝告”了两部分同志: 首先劝告一部分不愿听别人批评的同志,不要“一触即跳”,要硬着头皮顶住。然后着重指出: “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又说,“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 。他指责说,他们“不讲 ‘冒进’ 了,可是有反 ‘冒进’ 的味道。比如说,‘有失有得’ ,‘得’ 放在后面是经过斟酌的了”。他对信中所说的“比例失调”、“市场紧张”、“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进行了批驳,然后十分激动地说: “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又说: “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仅有三十公里,因为右派欢迎这个论调。”这个讲话,使会议的方向突然为之一转,转到了集中对彭德怀那封信进行批判。

  又过了一个星期,七月三十一日和八月一日,在中共中央的两次常委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批评彭德怀“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这次向党发动进攻,是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有目的的”。说: “彭德怀同志这个人是有两面性的,有革命的一面,也有反动的一面”。林彪并没有参加前一段会议,刚刚应召上山,在这次会上调子最高,给彭德怀戴了好几顶帽子: 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等。说彭写这封信是要 “招兵买马”。把彭德怀完全当成了敌人。

  随后,在八月二日,正式召开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毛泽东首先讲了会议的任务。一是指标问题,二是路线问题。接着就是分组进行对彭德怀更严厉的批评,连及对他进行历史的 “清算”。最后,在决议上把彭德怀和曾在会上会下同意彭德怀意见的张闻天(外交部副部长) 、黄克诚 (总参谋长) 、周小舟(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定为“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

  听了毛泽东二十三日的讲话,彭德怀心情沉重,感到自己的意见已经不能再坚持,他在后来的笔记中写道: “主席说, ‘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 。这就明白说出,只能作检讨,不能辩驳”。

  于是他在二十六日的小组会上进行检讨。对于十四日信内说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检讨说是对革命群众热情泼了冷水; 对“浮夸之风吹遍了各地区各部门”、“比例失调”,也说是讲得严重了些。但他在自己的笔记中写道: “其实这些检讨是言不由衷的”,“我在小组会上作了不由衷的检讨后,心情十分不安,多么难过啊! 真如万箭穿心似的”①。他在笔记中接着说: “其实庐山会议时,‘左’的现象虽然纠正了一些,但浮夸虚报、对群众的强迫命令不仅存在,而且还在发展,蒙蔽着真象,使一生英明伟大的毛主席也难以洞察。这一下,不仅在政治上要打死一些人,而且会打出一个大马鞍形。”②在全党全国行将出现的这种后果,使他更加不安,更加难过。

  在政治局的两次常委会对他进行了更加严厉的批判之后,庐山上的气氛更加紧张。聂荣臻、叶剑英对这一局面的发展深感忧虑,特去彭德怀住处,劝他着重反省自己,“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作检讨。”彭德怀深感战友之情,谈了两个多小时,大家热泪盈眶而别。也有的同志劝他“今天要能表现耐怨的精神”,“ 着重反省自己”。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痛苦,在笔记中写道:“今天不是耐怨的问题,而是是非问题。但是如何处理才会有利于人民和党呢! 反右倾机会主义的结果,不会停止 ‘左’倾,而会加深 ‘左’倾的危险,使比例失调更加严重化,以致影响群众的积极性。给毛主席的信不仅事与愿违,而且起了相反的作用。这将是我的罪恶。”可是,反过来他又想: “现在的形势我不能招架,更不能还手,招架和还手对党对人民都不利,只有采取更大的忍耐,使他自己慢慢转过来。他会转过来的,过去的事实证明过。这次我太急了。③” 井冈山以来的三十年中,他和毛泽东曾有过多次不同意见的争论,但并不影响毛泽东在工作上对他的信任和他对毛泽东的敬仰。这一次,虽然对他是事出意外,他仍怀着取得谅解的希望。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在八月十三日的八中全会上违心地作了一次“系统的”检讨。在八月十六日散会那天,“同意” 了全会对他的“错误”所作的决议。

  十七日,彭德怀从庐山回到北京。第二天,军委在北京召开的扩大会议正式开幕,出席会议的一千零六十一人,列席会议的五百零八人。头两天是传达庐山会议的内容,当开始讲到 “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时,大家几乎都不相信这是真的,不只一个人怀疑是自己的耳朵有了毛病 (会后反映) 。 “当传达到毛泽东说解放军跟不跟他走的问题时,会场一片沉寂。有人说,做梦也想不到他们几个人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会议简报)。会议开到九月中旬结束,对彭德怀在军事方面的言行进行了广泛的“批判”。

  就会议中批判的问题,彭德怀在九月十二日送给大会一份书面检讨。在会议过程中,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①但是有两个问题,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作丝毫退让。一个是关于“军事俱乐部”问题,当大会上少数人追逼的时候,他甚至发了脾气: “开除我的党籍,拿我去枪毙了吧! 你们哪一个是 ‘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来报名吧! ”②他在事后写道: “我 不能乱供什么 ‘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等,那样做,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①另一个就是所谓“里通外国”的问题。他曾经愤慨地向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有人在会场上硬要我说出同赫鲁晓夫秘密地谈了些什么,光这一件事,就逼了半天。他说,我根本不懂外国话,每一句话都要经过翻译人员,我怎么能同他秘密交谈呢?为了把我搞臭,竟然把这样丑恶的罪名加到我的头上,使我难过极了。

  在军委扩大会议将结束的时候,他写了一封短信给毛泽东: “请求中央考虑,在军委扩大会议以后,允许我学习或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中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部分劳动,以便在劳动人民集体生活中得到锻炼和思想改造。”毛泽东立即批示: “印发各级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

  在建国十周年国庆节的前两天,他把元帅大礼服,把国家授予他的勋章,把外国赠送给他个人的礼品,还有他从中央革命根据地积攒下来、一直留作纪念的几块银元,统统交给了公家,然后默默地离开了中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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