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元帅简介生平经历事迹 彭德怀的抗日故事 彭德怀的后代子女[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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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行丰碑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北平驻屯军的一部向芦沟桥地区的我国守军发动攻击。我国守军奋起抵抗,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此开始。

  芦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驱逐日寇出中国。七月九日,彭德怀和红军将领通电请缨杀敌。中旬,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和政委任弼时奉中共中央的指示,按国民革命军改编红军,做好了出师抗日的准备。七月二十二日,彭德怀在云阳红军前方司令部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上,作《红军改编的意义和今后任务》的报告,强调红军改编后的中心问题,是要保障共产党的绝对领导。要求大家在未来的抗日民族战场上,保持红军的特长,做友军的模范。

  八月二十二日,彭德怀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的扩大会议,会议确定了对日抗战的持久战略,决定成立中央军委前方军分会,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主任。彭德怀同时任中央军委委员。

  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军委宣布,根据国共谈判协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九月十二日,八路军改称十八集团军 (但仍沿称八路军),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下辖一一五、一二○、一二九三个师共四万二千人。红军改编后即誓师出发,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加入第二战区 (晋绥) 战斗序列。从此,开始了八路军在华北的浴血战斗。

  九月五日,彭德怀抵太原,陪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赴崞县及大同前线,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等商讨防守山西及红军作战问题。时日寇正沿平绥、平汉、津浦铁路大肆入侵,扬言“三个月内灭亡中国”,其主力一路直取山西。阎锡山之六十一军不战而弃天镇,日军陷大同,趋长城,山西危殆。晋北前线溃兵丢弃武器,抢劫民财,守土官吏席卷而逃。民众悲愤流离,路谈巷议皆盼红军参战。在八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洛川会议上,彭德怀曾提出红军出师要打胜仗,树立声威。此时,他目睹华北前线情状,在前方军分会太原会议上,再次主张红军出师要先打胜仗,振扬军威,打击恐日病。一一五师奉总部命将主力进至平型关一带设伏,配合正面友军侧击骄进之敌。二十五日,一一五师歼敌之精锐坂垣师团一千余人于平型关外,创抗战以来的首次捷战,全国振奋。

  日军受阻于平型关,改由雁门关突破长城,国民党集八万兵力与日寇会战于太原以北之忻口。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各部,在敌之侧翼积极配合,并派遣支队远出察南和冀西,在敌后广泛出击,断敌交通。十月十八日,我一二○师于雁门关歼敌一个辎重大队,毁汽车二百三十辆;十九日,我一二九师夜袭阳明堡机场,打毁敌人飞机二十四架。攻忻口之日军不得不靠飞机补给。在八路军英勇作战的鼓舞和支持下,忻口国民党军奋战抵抗二十八天,山西战局出现有利局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有了良好的开展。

  敌人在忻口受挫,改由平汉路、正太路迂回太原。十月下旬,彭德怀率一一五师主力自五台南下驰援晋东,与刘伯承一二九师主力在正太路南数创日寇,迟滞敌人西进,掩护忻口守军退守太原。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八日,日寇陷太原,国民党大军纷纷渡汾河而西,或沿同蒲路南撤,山西战局大乱。朱、彭按毛泽东指示,指挥八路军进入敌后,展开兵力于管涔山、五台山、恒山及太行山区,并挺进冀南、冀东、平西。在平汉、正太、同蒲沿线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与华北地方党结合,建立基层抗日政权,收拾崩溃之社会局面。一一五师政委聂荣臻奉中央及总部命,以二千兵力留五台,建立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短短两个多月,八路军军威远扬,人民争附,在敌后开辟了抗日战场。

  十一月十五日,彭德怀在晋东前线向记者发表谈话,宣告: 日本强盗占了太原和几个空城,我们的军队 (按: 指八路军) 还是恢复了晋东北、晋西北和察南、平西的许多地方。 “八路军决定永不过黄河,我们要使得华北一万万人民的每一个人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敌人”。“日本人吞并华北象吞下一个炸弹,迟早要爆炸的”①。他的宣告,既是决心,也成为八 路军八年抗战的预言。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彭德怀在延安参加了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王明提出了“一切通过统一战线”、 “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彭德怀回前方后,传达了中央书记处根据王明报告拟定的提纲。但他在传达中增加了三条,即:要求八路军在统一战线中“保障共产党的绝对领导; 保障工农成份的绝对优势; 保障政治工作的传统。”①红军、八路军不能离开党的领导,这是他从十年斗争中得到的铁的信念。十二月会议以前,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共同建议党中央恢复了八路军的政治委员制度。一九三八年三月,又建议中央恢复了山西牺盟会和抗日决死队内的党组织,巩固了党对牺盟会和决死队的领导。半年多以后,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举行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彭德怀从实践中深刻认识到毛泽东坚持的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立场的正确性,态度鲜明地批评了王明的错误。

  一九三八年三月,日寇攻占临汾,陷风陵渡,隔河窥潼关、洛阳。至此,国民党在山西战场的三十万军队大部分退至汾河以西和黄河以南。朱德、彭德怀指挥二战区之东路军 (辖八路军之一一五师一部、一二九师、山西新军决死队,以及国民党的中央军和地方军的十个师)进入晋东南太行山区,建立抗日支点。

  为克服友军对转入敌后作战的怀疑与畏惧,集总于三月在沁县之小东岭召开东路军将领会议,彭德怀在会上作东路军作 战纲领报告,阐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问题。四月,日寇以三万余兵力、分九路大举围攻晋东南,朱、彭以八路军一部和友军阻击分进之敌,而以八路军一二九师主力及一一五师一部,于武乡、榆次间寻歼敌之主力。四月十六日,在刘伯承指挥下,于武乡县之长乐村歼敌二千余人,其他各路敌人纷纷退出。我军乘胜追击,收复晋东南十八县。全役歼敌四千余人,为开辟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国民党军武士敏、赵寿山等部积极配合作战,余大部逃向豫北或中条山地区。此后,晋冀豫地区基本上为我军控制。集总即驻于晋东南,以太行山为依托,指挥华北敌后抗战,直至日本投降。

  彭德怀在回顾这次胜利时说: “九路围攻的粉碎有全华北的意义”,“领导机关直接从粉碎九路围攻中,取得了国内战争转变为民族战争的成功经验,即是: 敌人的围攻是可以打破的。”①

  反九路围攻胜利以后,彭德怀协助朱德,以全部精力来发动和指挥敌后的游击战争和创建抗日根据地。这个时期,敌人在华北主要是巩固其对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的占领。针对这个情况,集总部署八路军各部展开了有计划的大规模的交通战,对同蒲、正太、平汉、津浦铁路实行破袭,翻车破路,袭截其辎重车辆,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的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同时,八路军挺进敌后,不断粉碎敌人的“扫荡”,在光复的国土上,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安抚流亡,廉洁政治,实行二五减 租,废除苛捐杂税,与人民建立了血肉联系。一九三八年十月,彭德怀在向延安抗大作报告时满怀信心地说: “在敌人后方建立根据地,在敌人后方坚持着持久战的战略方针,这个事实现在好象不稀奇了,但是在几个月前,许多人认为是不可能的。”他告诉大家: “整个的说来,冀察晋三省,绥远、河南北部敌人所占的地区,都仅仅是沿交通路线的两旁,他们所占的地区扩大,但是又被我们收复了。”这时,我在华北敌后的晋西北、晋察冀、晋冀豫三大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一一五师主力又开赴山东和当地抗日武装结合开辟了山东根据地。八路军“活动区域东临渤海、黄海,北达冀东长城口外,南至陇海路,西襟黄河”①,在抗日民主政府确实管辖下的人民,为数达千万以上②。

  在这个大发展的时候,彭德怀也指出: 在武汉被攻下以后,敌人会回过头来进攻华北③。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日寇果然停止了向正面战场的进攻,年底,即从华中抽回五个师团“扫荡”华北。从此,敌后战场成为抗日战争的另一个广阔战场,八路军在敌后经常抗击着五分之二以上的侵华日军。

  这时,八路军已发展到十五万人,老红军在作战中牺牲很大,部队素质有所下降,国民党只给出师时三个师的经费,八路军的武器弹药主要靠缴获所得。敌人利用伪币吸收法币,加重了根据地的困难。一九三九年二月,彭德怀向毛泽东提出了对八路军进行轮训整军,在太行山建立军事工业,在根据地设 立银行,和加强干部培养的四项建议①。一九三九年,八路军完成了六十个团的第一期整军; 在朱、彭和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的亲自筹划下,于黎城县黄烟洞(水腰) 和辽县梁沟建立了敌后第一批兵工厂; 在冀南开设了根据地银行,发行了本位币; 八路军举办了各种训练班,抗大从延安迁到前方; 彭德怀还亲自给抗日决死队派去高级军事干部,为决死队讲授游击战术课,提高决死队的作战水平。这些深谋远虑的建树,对坚持敌后长期抗战起了重大的作用。

  八路军在敌后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忌恨和攻击,如彭德怀所嘲笑的: “有些顽固分子他们讲那些地方原来就没有敌人,可是没有敌人他们也不敢去。”②他们的办法是“再从抗日人民的手里去‘收复失地’ ”③。

  一九三八年六月,蒋介石委派鹿锺麟为河北省主席。八路军为团结抗日,派兵护送鹿锺麟进入冀南,又让出南宫等三个县为其驻地。鹿一到冀南,就开始反共,撤换抗日县长、专员,另委反动官吏,挑起“摩擦”。一九三九年,在日寇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进攻以后,国民党又大量派遣军队北上,向抗日根据地“收复失地”,和八路军搞武装“摩擦”,到处绑架、残杀抗日军民,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惨案。

  为团结抗日,一九三九年中,彭德怀奉中央命令先后赴西安、重庆、冀南、陕西宜川等地,与国民党当局蒋介石、阎锡山、鹿锺麟等人会谈。但国民党当局顽固的不放弃反共方针。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国民党中央秘密制定了《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策划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发动军事进攻。十二月,阎锡山乘彭德怀在宜川与其谈判之机,发动事变,调动大军进攻决死队、牺盟会,妄图颠覆晋西北、晋东南的抗日民主政权。彭德怀返总部途经晋东南,正值事变高潮,形势十分混乱。他当机立断,根据毛泽东可在自卫条件下实行反击的指示,即于途中部署反击,并调聂荣臻率两个旅南下太行,准备对付国民党顽固派更严重的进攻。

  果然,国民党中央军朱怀冰等部开始进攻我太行区,阎锡山军袭扰我晋中地区,日寇也自北而南向太行区进行“扫荡”,对我太行区形成虎狼夹击之势。为此,朱德、彭德怀和刘伯承又多次与朱怀冰、鹿锺麟会谈。国民党当局悍然不顾民族危亡,竟下令要八路军撤退到白 (圭) 晋(城) 路以东,邯 (郸) 长(治)大道以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朱、彭乃决予反击。在集总的统一部署下,一二九师与晋察冀的两个旅先后击溃阎锡山军及秘密勾结日寇的石友三军,逐鹿锺麟出河北。一九四○年三月,在豫北之林县、涉县、武安 (涉县、武安现为河北省属) 、冀南之磁县,合歼反共最猖狂的朱怀冰军两个师及反共杂牌军万余人,取得了“反摩擦”斗争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稳定了太行区及冀南的形势。

  反摩擦战役取得胜利后,一九四○年五月,朱德奉中央指示回延安。在华北前线三年血火纷飞的战斗生活中,朱、彭二字紧密相连,《今日的朱彭》、《朱彭印象记》争相传述,甚至有人以为“朱彭”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朱德、彭德怀同幄运筹,表率全军也如同一人。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口,在晋东南纪念“五卅”大会上,彭德怀谈到敌后困难时说: “在八路军本月只发给津贴费一元,我们的总司令,今年五十多岁了,也只领得一元,有人说八路军特殊,……这就是我们的特殊。” 听众无不感动。为了节约马料,人们常见朱、彭在山路上步行,有人开玩笑说: 当朱、彭老总的马也是舒服的呢! 以后,在彭德怀受到不公正批判的时候,有人指责朱、彭的这种战斗友谊与合作,朱德说: “这有什么不对的呢,我是八路军的总司令,他是副总司令,我信任他嘛! ”

  彭德怀亲自安排了朱德返延安的路线和警卫工作。行前,两人还详细讨论了反摩擦战役后八路军的军事行动问题。

  日军自回师华北后,即大肆增修道路据点,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据点为锁,实行“囚笼政策”,封锁、切割和蚕食各抗日根据地。日军依靠“囚笼”加强其“扫荡”,又以“扫荡”掩护其修路筑堡。国民党的军事反共,更给了日寇以构筑 “囚笼”之机。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年,敌在华北增修铁路四百余公里,在国民党顽军的配合下,日寇修通了白晋路,将晋东南切割为太行、太岳两个区,新筑的碉堡据点达二千余个。抗日根据地从一百零三个县减至六十个县。县城几乎全部被占。

  反摩擦战役的胜利打破了根据地所处的虎狼 (日、顽) 夹击之势,集总及各战略区均有可能集中力量来对付日寇的进攻。这时,山西抗日决死队已完全在集总领导之下,八路军经过第二期整军,敌后正规军发展到四十万人,士气高昂,装备有了改善。国民党顽固派输了理,又折了兵,大肆造谣说“八路军游而不击”,“专打友军不打日本人”。敌后军民迫切要求给日寇的“囚笼”政策以重重打击。四月一日,朱德在离太行前,与彭德怀向各师、军区下达了对敌交通线进行总破袭的命令。四月二十五日,朱、彭再电各兵团,指出日寇拚命筑路的严重情况,要求密切侦察,确谋有效之对策。在聂荣臻率部北返之前,太行区和晋察冀区有再合两区之力对正太路进行一次大破袭之议。

  四月末,朱德即将启程返延安,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亦将率部北返。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前往一二九师师部,与聂荣臻和一二九师刘伯承、邓小平、陈赓、陈锡联等一起谈论八路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左权提出,总部考虑,可否再合晋察冀区和太行区的主力,把正太路搞掉,打通两区的联系。大家对合两区之力从南北破袭正太路的意见很感兴趣。有人还提出了把正太路划为东西两段,各负责破袭一段的想法。

  经过数年的交通战——敌人筑路,八路军破路——八路军破袭的经验越来越丰富,敌人防御的手段也愈来愈严密。这一次,将以怎样的战术进行破袭来打破敌人的“囚笼”,是彭德怀考虑的中心问题。国民党的妥协逆流和敌人准备于八月进攻西安、重庆的消息,加强了他发动一次大破袭战役的决心。经过近两个月的侦察和酝酿,一个出奇制胜的战役设想,在彭德怀和左权的缜密运筹下形成,得到了刘伯承、邓小平的赞同。

  七月二十二日,彭德怀签署发布了朱、彭、左给聂 (荣臻) 、刘(伯承) 、邓 (小平) 、贺 (龙)、关(向应)并报中央军委的关于破袭正太路的战役预备命令。八月八日,发出了破袭正太路的战役行动命令。命令要求聂集团以十个团破袭平定东至石家庄段正太线,刘、邓集团以主力八个团 (另决死队以两个主力团参加)破击平定至榆次段正太线,贺、关集团以四至六个团破袭同蒲线北段。同时,要求三个集团均以一部兵力对北宁、津浦、德石、沧石、白晋铁路及各主要公路进行宽正面的破袭,相应克复若干据点,限于八月二十日开始战斗。

  八月二十日夜,在华北广大战场上,八路军、决死队和根据地民兵在敌人毫无觉察的情况下,利用青纱帐掩护,绕过密布的堡垒群,向以正太路为主的敌人交通网发起攻击。一夜之间,正太路上的车站、桥梁、水塔大部被炸毁,枕木、铁轨被搬走或架起来焚烧,据点被拔掉,驻守正太路的日军被打得懵头转向,彼此失去了联系。

  由于军民对残暴的民族敌人的强烈仇恨,参战极为踊跃,大大超过预定兵力。到二十二日,投入战斗的兵力达到一百零五个团。二十二日午,彭、左发出致各兵团电说: “这次战役定名为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第一阶段奇袭式的破击战,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连结平汉、同蒲路的交通动脉正太路和正太路东端的重要煤矿井陉矿,受到严重的破坏。北宁、同蒲、沧石、德石等路亦被截断。蛛网般的公路、路基、路面被挖得千疮百孔。敌人苦心构筑的“囚笼”,一时间被砸得支离破损。

  百团大战的第二阶段,进行了晋察冀之涞(源) 、灵(邱) 战役,晋东南之辽(县) 、榆 (社) 战役,晋西北之同蒲路宁武南北段破击战役,冀中之任 (丘) 、河(间) 、大(城) 、肃 (宁) 战役,及冀南之德石路破击战役等,拔除了深入各区的千余个据点,一二九师攻克了榆社、辽县二城。

  百团大战发动之时,正当国民党军在宜昌新败之后。日本飞机狂炸重庆,妥协迁都之议、悲观失败的情绪,弥漫大后方。华北前线捷报传来,人心大振,各报登载消息评论,慰问信电纷飞华北八路军总部。蒋介石亦不得不发电朱德、彭德怀,对八路军的英勇作战表示嘉勉①。敌占区则伪币大跌。

  九月十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应仿效华北百团战役先例,在山东及华中组织一次至几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对敌进攻行动” 。九月十八日,延安二万人集会纪念 “九一八”和庆祝百团大战的胜利。大会发出致朱、彭和八路军前方将士的慰问电。

  一九四○年十月,日寇从华中抽回两个师团增援华北,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报复扫荡”。百团大战转入第三阶段的反扫荡作战。日军闯入根据地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见粮即抢,极尽残暴。十月下旬,敌岗崎大队窜入太行区腹地反复烧杀,又犯我水腰兵工厂。十月三十日,彭德怀亲自指挥一二九师、总部特务团和决死队各一部,包围该敌于武乡县关家垴高地,歼敌五百余人。关家垴战斗我以劣势装备攻坚,本身也遭受较大伤亡。但此后近两年中,敌亦不敢以一个大队为一路,深入我腹地“扫荡”。

  百团大战进行了三个月零五天,共毙伤日伪军二万五千余人,俘一万八千余人,破坏铁路九百余里,公路三千余里,毁敌桥梁、车站、隧道二百六十余处,破坏煤矿五所,拔掉据点二千九百九十余个,缴获武器弹药之多,为抗战以来所未有。在百团战役中,八路军、决死队伤亡二万二千余人,付出了重大牺牲。

  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向日寇发动的最大一次主动出击,是华北敌后战场上最大的一次反围攻战役。这次战役发动之隐蔽,指挥之巧妙,作战之英勇,群众支援之热烈,都在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而富于特色的一页,其中也渗透 着彭德怀独特的军事胆略、指挥艺术和作战风格。

  反摩擦战役后,在百团大战的胜利声中,国民党制造了湘潭惨案。一九四○年十月四日,国民党武装特务半夜撞入彭德怀的老家彭家围子,彭德怀的三弟彭金华被当场杀害,三弟媳龙国英被打伤,二弟彭荣华被抓,于同月十一日被害。彭德怀闻讯,向国民党当局发电,要求严惩凶手①。彭金华是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到延安找哥哥彭德怀时参加党的,后回到家乡,发展彭荣华、龙国英等人入党,建立了党支部,在群众中宣传抗日救国,并帮助青年投奔八路军抗日。

  一九四一年后,华北敌后抗战进入最艰苦、最严酷的时期。从八路军出师华北到百团大战,日寇对八路军的认识和对策不断升级变化。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提出要将其在华北的 “讨伐重点指向共军” ②。一九三八年,日寇华北方面军深惧八路军在敌后的威胁,开始全面收集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的情报,一再发出“中共是华北治安之癌”③的警告。一九四○年该军制定的“肃正工作根本方针”进一步强调: “方面军的讨伐重点必须全面指向共军”④,“全力以赴,务期将其全歼” ⑤。百团大战给日寇以“极大打击”⑥,日寇在“进行深刻反省”⑦后,提出“在一九四一年要彻底进行正式的剿共治安战”⑧,从华中再次抽调两个师团到华北。七月,日寇以号 称日本“三杰”之一的岗村宁次(大将)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岗村用其在朝鲜和我东三省的“剿共”经验,以“囚笼” 为依托,大力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在其占领区厉行清乡,配合保甲连坐; 对敌我争夺的地区并村编乡,大搞自首,实现伪化; 对我根据地则加紧“扫荡”,封锁、切割、蚕食,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特务活动相结合的“总力战”。在敌人一整套狡猾毒辣的新阴谋下,一九四一年我华北敌后根据地再度缩小六分之一。

  这时,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已奉中央指示返延安工作,彭德怀一身担负起华北敌后党和军队的领导重任。他根据中央和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针对敌人层出不穷的阴谋,领导敌后军民与凶焰正炽的法西斯暴敌作殊死斗争。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在敌人大举“扫荡”太行山区时,彭德怀在离敌三十里处召开北方局会议,提出了粉碎敌人“治安强化”阴谋的方案,强调大力开展敌占区、接敌区群众的工作与瓦解伪军、伪组织的工作。他指出,在被敌人蚕食的地区,建立秘密的游击小组,坚持隐蔽斗争,是可能的①。这一号召在实践中发展为派遣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彭德怀亲自研究制定了武工队的人员组织、任务要求、斗争方式、政策纪律方案;北方局、军分会并发出指示,要求以地区一级及强的县级干部担任武工队长。武工队在被敌人蚕食及占领的区域,重新点燃了游击战争的燎原烈火; 配合对伪军伪组织实行的两面政策 (表面应付敌人,实际为抗日工作) ,和在敌占区实行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的结合,在敌后之敌后建立 起许多小型的隐蔽的抗日政权,使根据地在敌人的严密封锁线后发展起来。敌人重新构筑起的“囚笼”——数方里的封锁沟,密如蛛网星点的交通线、碉堡群,再次被我砸碎。到处都是八路军的活动地区,到处都是敌人的前线。

  敌后的斗争是越来越尖锐了。敌人的“扫荡”规模动辄万人,多时达五、六万人,而且战术翻新,什么铁壁合围、梳篦清剿、反转电击、纵横抉剔,烧杀抢掠也越来越残酷,声言要消灭八路军的生存条件。正如彭德怀所说: “在敌人千奇百怪的阴谋进攻下,华北战场敌我斗争愈演愈烈,至为复杂,至为残酷,非目睹者实难想像。”①但彭德怀紧紧掌握住敌人在战略上的两个根本弱点,坚定地号召敌后军民咬紧牙关渡过困难。一是,敌人兵力不足,顾此失彼,捉襟见肘,常常顾了前方则后方空虚,对根据地只能集中兵力进攻一区,而我则可在一个区进行反“扫荡”作战时,由其他各区配合出击,袭扰敌人后方,使敌人不敢久事“扫荡”,形成此起彼落的形势。一是敌人愈残酷,愈加激起民众的仇恨,敌人进入根据地后,处处遭到打击。一九四一年后,在频繁的反“扫荡”作战中,八路军减员至三十万人,但在彭德怀关于加强军区工作的指示下,到一九四一年底,地方部队、民兵都增加了近一倍。蒋介石停发武器,朱、彭就发出大造地雷的训令。彭德怀、左权还亲自指导集总兵工厂制成掷弹筒,生产大批炮弹、地雷、手榴弹。群众性的地雷战、麻雀战遍地开花,配合主力军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扫荡”。

  在这一时期的斗争中,彭德怀十分重视抗日根据地本身的 巩固和建设,在每次行军转移中,都要对沿途情况进行调查了解。根据中央的方针和敌后的新形势,全面开展对敌的经济斗争,实行精兵简政,开展减租减息,加强村级政权建设,改善了群众生活,进一步巩固了“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在与敌人的全面较量中更加深入扎实,立于不败之地。一九四二年四月,彭德怀以坚强的信念宣告: “不管敌人如何进攻,我们仍象一把利刃刺在敌人的心腹之上。”①

  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我军经过万余次战斗,配合政治的、经济的多方面的斗争,粉碎了敌人的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我军对敌伪军的瓦解工作有很大发展,敌人的很多士兵身上偷藏着有朱、彭签署的“通行证”。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为把华北变成它的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以其侵华总兵力的百分之六十集中于我抗日根据地周围。在它用尽种种手段也不能消灭共产党、八路军的时候,得出结论说: “破坏共产党组织 ……中枢机关为至要”②,应“加以包围奇袭而努力尽皆逮捕其主要人物”③。于是,敌人把“扫荡”重点放在“捕捉奇袭”我首脑机关上,一再奔袭八路军总部。

  一九四二年五月是敌后斗争最危急的一段日子。敌以二万余兵力“扫荡”太行,奔袭合围八路军指挥机关。八路军总部转移至辽县之南艾铺地方,被敌人的飞机发现。五月二十四日,彭德怀、左权决定分路突围。彭德怀率总部战斗人员从敌 人火力封锁网中突围而出,左权在指挥突围中不幸英勇殉国。突围中,总部及北方局重要干部牺牲多人,总部电台遭破坏。这是抗战中八路军指挥机关遭受的最大一次损失。

  突围后的第二天,在日寇的搜索中,彭德怀集合总部人员,号召重新战斗。在宣布左权牺牲的消息时,他没有流泪,没有沮丧,而是让大家记住朱德在井冈山说的一句话: “台塌了,搭起来再干! ”他知道,此刻,只有他——作为八路军的副总司令和总部依然屹立,才抵得过左权牺牲的代价。在以后的许多年,直至他自己失去了自由,他始终象亲人般关怀着左权的遗属。

  七月,中央考虑总部的安全,数电彭德怀,建议总部移驻晋西北。彭德怀复电中央,认为太行区为华北重心,晋南、豫北等新开辟区尚须就近指导,总部移晋西北在政治上将有影响,建议将大批干部送回延安,保存革命力量,他自己则仍率总部雄立于太行。

  一九四三年春是敌后最艰苦的时刻。日寇抢粮毁苗,加上两年大旱,华北普遍发生饥馑,根据地的困难达到顶点。党政军均投入了生产救灾工作。在敌人的军事进攻面前,彭德怀从来镇定从容,但群众饭锅里掺拌的野菜,从敌占区和国民党区拥进根据地的灾民的哀啼,却使他忧心如焚。四月,彭德怀下令各村公所设立粥场赈济来往灾民,令总部直属队及北方局干部每人每日节粮二两到四两,救济受灾同胞,而他自己和总部、北方局全体人员则采集野菜混食充饥。他还与总部技术人员制成湖南式水车,帮助群众车水抗旱; 带领总部及北方局人员为群众修堤挖塘,千方百计渡过严重的灾荒。一九四三年夏,敌人终于力拙技穷,而我在敌后各方面的工作则更加深入,根据地重新走向恢复和发展。

  一九四三年三月,总部作战科科长王政柱返延安。行前,彭德怀亲手交给王政柱一个口袋,嘱他好生带去交给党中央。这是从战斗缴获和打汉奸中集存的一百多两黄金。在敌后最困难的日子里,在他和大家一起吃粗粮掺树叶的时候,在他闹胃病没有药而喝石灰水的时候,他都不许动用它的一分一毫。

  一九四三年九月,彭德怀和刘伯承一起离开他战斗了六年的华北前线,从总部驻地左权县 (即辽县) 之麻田镇启程返延安,准备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他的妻子浦安修和他同行。五年前他们在延安相识、结婚,以后她来到前方,在北方局工作,和他一起渡过了敌后斗争最艰苦的岁月。

  一九四三年秋冬,华北抗日根据地大体恢复,冀中、冀南、豫北、太行南部和东部还有扩大,而从质量上说,根据地的任何一个方面——军事、政治、经济、群众工作都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虽然还有艰巨的斗争,但敌后最严酷的时期已经过去。

  到延安,彭德怀向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详细汇报了华北前线的工作。毛泽东、任弼时邀彭德怀一起到王震三五九旅开垦的南泥湾——“陕北江南”小住。六年敌后无数次紧急的战况,日夕不断的戎务军机,从八路军给养到群众生活的众多困难,敌人层出不穷的“剿共”阴谋手段,第一次从他的脑际排开,得到了一周的休息。此后,彭德怀住在延安杨家岭,协助中央军委毛泽东、朱德继续指导华北敌后战场的斗争,直到一九四五年初。

  一九四五年二月,在延安开展整风运动的过程中,举行了华北工作同志座谈会,总结华北工作。彭德怀在会上的报告中,系统总结了华北斗争各个阶段的经验教训,从严检查了个人在工作上的缺点和失误。由于复杂的历史因素,会议发展为对彭德怀的不公正的批判。虽然座谈会没有结论,但会上提出的对彭德怀的一些错误指责,如平江起义是为了入股革命,一贯反对毛主席,执行王明投降主义路线,背着中央发动百团大战、帮了蒋介石的忙,等等,在十四年后党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上重被提起,使他蒙受了更大的冤屈,构成了那个巨大的历史悲剧的一部分内容。

  四月,彭德怀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随后,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伟大的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八路军的历史结束了。但“八路”这一光荣和亲切的称呼,作为我中华民族英勇精神和我党优良传统的象征仍然留传。领导和表率全军的八路军正、副总司令朱德、彭德怀,也仍然被人们深怀爱戴地称呼为朱老总、彭老总。抗战八年,在一个更广阔的民族革命战场上,在交织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阶级联合和阶级斗争的复杂历史环境中,彭德怀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展其雄才大略,奋其艰苦卓绝、坚韧不拔的精神,为中华民族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进入他革命历程的成熟时期——从英勇善战的红军指挥员、横刀立马的大将军,成为中国人民军队杰出的帅才、我党的著名领导人物之一。他在这个时期作的大量的讲演,起草的大量文电、报告、总结,具体阐述了从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八路军的建设,到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斗争情况和政策方针,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敌后抗战的壮阔场面与艰险历程,反映了党中央、毛泽东的路线方针在华北的具体运用及其伟大成功。在这场光耀史册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就彭德怀来说,还有其恒久不变的方面,就是他始终如一地和士兵同甘苦,与人民共呼吸。在延安,辛亥革命元老、抗日英雄续范亭将军见到彭德怀,有感于彭德怀的艰苦卓绝、肝胆照人,曾题诗相赠:

  爽直将军贵姓彭,

  志如铁石气如鲸;

  三军一致称模范,

  粗布征衣半老兵。

  在八路军总部居住过的地方——山西潞城的北村,武乡的砖壁、王家峪,辽县的武军寺、麻田,流传着许多感人的故事。彭老总为群众饥送食、寒解衣,为村庄筑堤修桥,替老弱担水挑柴,做了数不清的好事,表现了他对旧社会苦难人民的巨大同情。太行山的群众把他的名字刻在自己的心碑上,即使是以后的“反右倾”和“文革”狂暴,也未能把他的形象从这个丰碑上挖掉。一九七九年,党中央为彭德怀召开追悼会,他已被迫害致死的消息传到太行,当年的村干部、民兵、妇救会代表及抗日群众不禁痛哭失声。

  解放西北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一面和我党举行和平谈判,一面积极准备进攻解放区,篡夺抗战胜利的果实。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七大”后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彭德怀同时兼任军委总参谋长,协助毛、朱、刘、周筹划军机,决策大计。

  一九四六年六月,国民党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经过八个月的战争,损兵七十一万,被迫改为向我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

  当时的西北战场,敌人的兵力二十三万余人。在陕甘宁边区的西北线,是凶悍的马家骑兵,南线是美式装备的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集团。而我方兵力不过二万六千人,武器是手榴弹、步枪和少数机关枪,平均每支枪只有一、二十发子弹。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三日,胡宗南集团之董钊和刘戡两个整编军、六个整编师、十五个旅,共十四万余兵力,采钳形攻势直扑延安,企图摧毁我中央首脑机关,围歼我边区主力,或迫使我军东渡黄河。

  当我边区野战集团军的防御兵团在延安南线恶战抗击胡宗南军之际,三月十六日,中央军委命令,以晋绥军区第一纵队、第二纵队和陕甘宁的教导旅、新四旅组成西北野战军,全军共六个旅。由彭德怀任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任副政委。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留给胡宗南一座空城,让敌人背起“包袱”,而使我军得以利用陕北群众基础好、地形好的特点,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来逐次削弱以至战胜敌人。

  三月十八日夜晚,敌人进至延安南之三十里铺,毛泽东、周恩来等才离开延安。毛泽东对彭德怀说,只要一个月能消灭一个团的敌人,三年保证收复延安。

  在隆隆的炮声中,彭德怀送毛泽东、周恩来沿延河东去,回到王家坪。在南线进行了六昼夜抗击战的部队,正陆续撤离,等待着新的部署。

  战争形势至为紧急,“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的责任,重如泰山。彭德怀指示各纵队指挥员,第一仗关系军心民心,“只能打好,不能打坏”。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彭德怀命令一纵队之独立一旅,以一个营的兵力,在敌人进占延安后,在延安西北节节抗击,造成我军主力向延安西北的安塞地区撤退的迹象,以吸引骄狂的敌军。同时,部署我军的六个旅,隐蔽集结于延安东北的青化砭附近地区,待机歼敌。

  十九日一点多钟,彭德怀沿着王家坪后山他在平时散步中踩过的一条小路,最后撤离延安。当他登上山头时,已经可以望见南面山头敌人的火堆。他默默替敌人描绘着第一个败仗的场景,向身旁的人员说: “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还要回来的。延安是我们的,全国都将是我们的! ”①

  国民党反动派占了延安,狂热庆祝,喧嚷“中共已成流寇”,认为我军已不堪一击,急于寻我主力决战。胡宗南部果然按彭德怀之设计,以五个旅向安塞追击,而以一个旅向青化砭方向担任侧翼掩护。二十三日晨,彭德怀亲自到青化砭一带查看地形,部署我军主力沿咸榆公路两侧,布成一个向南张开的口袋阵势。同日,和习仲勋发出了歼敌动员令。

  二十四日设伏一天,未见敌人踪影,大家担心消息走露,敌人不会来了。彭德怀判断说: “老根据地的群众是不会向敌人告密的”,“胡宗南虽是草包,但是占领延安后,要派兵保障侧翼,这一点军事常识他还是有的”①。于是,下令三月二十五日仍在原地设伏。

  三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时,敌三十一旅果然从延安东之拐峁沿咸榆公路北上,径直钻入我军伏击圈内。我军按预定方案,以排山倒海之势发起冲击,仅一个多小时的战斗,全歼敌三十一旅直属队与九十二团二千九百人,活捉旅长李纪云。我军取得了初战的全胜。

  敌人检讨青化砭之失,认为是兵力单薄,疏于搜索和走川道未占领高地的缘故。因而改变战术,在南北长三十五里、东西宽四十五里的地面,以十个旅布成方阵,交替前进,间隔小、纵深大,以防我军的袭击。

  四月初,毛泽东根据青化砭之捷,指示西北野战军采用 “正面及两翼三面埋伏”的部署。彭德怀根据敌情的变化,认为我以不足三万之兵力,对挤成一块之八万敌人,既包围不了,也分割不了。在与习仲勋等仔细研究后,报告军委说,对于敌人的方阵战术,“三面伏击已不可能”,“必须耐心长期疲困他消耗他,迫其分散,寻找弱点”,以打其分散与增援之敌②。毛泽东赞许彭的看法,说: 作为一个指挥员,就是要善于根据情况的变化,独立地作出判断。

  于是,彭德怀利用敌人急于寻歼我主力的心理,仍采取诱 敌之计,牵着胡宗南的大军在陕北延川、延长、清涧、子长间的千山万壑中打圈子。敌人处处奔击,处处扑空,被我军民戏呼之为“武装大游行”。边区民众痛恨国民党反动军队,“不给敌人颗米寸薪”,将敌拖得人困马乏。四月十四日,胡宗南驻瓦窑堡之一三五旅南下,图与由蟠龙、青化砭北上的九个旅围歼我军。彭德怀决心“虎口夺食”,下令以一纵队阻击北进之敌,而以二纵队等四个旅,设伏于瓦窑堡至蟠龙大道东西地区。由于此役的关键,在于一纵队能否有力地阻击住敌刘戡亲自率领的九旅之众,彭德怀亲自查看地形,部署兵力,向部队作了动员。

  当日,敌一三五旅四千七百余人,在南下途中,被我围歼于羊马河西北高地,代旅长麦宗禹被擒。刘戡率九旅之众,在我一纵队的顽强阻击下,距战场仅数里之遥,眼睁睁望着硝烟弥漫,我军正缴枪、捉俘虏而无可奈何。此役全歼敌一个整旅,中央军委通报说: “这一胜利证明,仅用边区现有力量,不借任何外援,即可逐步解决胡军。”

  四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中,提出了“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寻机歼灭之。

  四月下旬,蒋介石得到情报说: “中共中央及共军主力陆续东渡黄河”,急令胡宗南部沿咸榆公路北上,又命邓宝珊部由榆林南下,企图将我军夹歼于佳县、吴堡地区。于是,刘戡、董钊又率九个旅北犯,而留一个装备精良的主力旅,守备其后方补给基地蟠龙。彭德怀再设诱敌之计,从我军每一个旅中抽出一个排,配合绥德军分区部队,节节抗击刘、董军,并故意在沿途丢弃一些各部的臂章、符号,造成我军主力果欲在佳、吴一线东渡黄河的模样。敌人遂从蟠龙、永坪地区,向数百里之外的绥德猛扑而去。当敌军方阵从驻于瓦窑堡西南山沟中我野战司令部东侧山梁上喧嚷北进时,司令部的全体人员持枪在手,紧张万分。彭德怀却躺在土炕上,镇定自若。敌军刚过完,他一跃而起,挥师南下,直取敌人的后方补给基地蟠龙。经三日激战,全歼守敌一六七旅等部六千余人,俘旅长李昆岗,缴获夏服四万套,面粉万余袋,子弹百万余发,和大量的枪枝、军用器材、医药用品等。此役使我军一下摆脱了敌之主力,得以从容休整,又解决了当时极端困难的物资补给问题。

  撤离延安一个半月,西北野战军三战三捷,粉碎了国民党摧毁我中央首脑机关,消灭西北我军的计划,稳定了西北战局。

  延安撤离之初,在边区部分群众中,存在着恐慌情绪,部队中也有人信心不足。随着我军的一捷、再捷、三捷,军民振奋,信心百倍。曾经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敌军,则垂头丧气,向其司令长官胡宗南叫苦: “竟日行军,每于拂晓出发……夜则露营,构工戒备,毫无休息。是以人则疲劳,马则困顿,伤落倒毙者日渐增多,战力消耗极剧。” “人马时致枵腹,故不特军纪日坏,且士气亦远非昔比。”①

  根据中央的指示,五月十四日,我军民在安塞之真武洞举行祝捷大会。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前来祝贺西北军民的巨大胜利,并宣布: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留在陕北,与边区军民共同奋斗! ”

  当胡宗南进犯边区之时,青海军阀马步芳,宁夏军阀马鸿逵,先后侵占我陇东和三边地区。五月二十九日至七月七日,彭德怀率野战军出击陇东,重创敌八十一师和骑兵第八旅、骑兵第二旅,北上收复了三边。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彭德怀在靖边县小河村,参加了中央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全国战略反攻计划。党中央采纳彭德怀的建议,决定在西北野战军成立党的前线委员会。月底,任命彭德怀为西北野战军前委书记。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军委决定贺龙重新出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员,同时任西北财经委员会主任,加强后方建设,支援前线,有力地配合和支持西北野战军的作战。

  在小河会议上,党中央决定举行全国性反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在外线大量歼灭敌人。为配合刘 (伯承) 邓 (小平)大军经略中原,并考虑陕北地区粮食缺乏,原定西渡入陕的太岳陈赓兵团,改为南渡黄河,挺进豫西,而由西北野战军执行战略钳制任务,抑留敌胡宗南部于陕北。为此,彭德怀于八月初率军北上,攻打榆林城。

  榆林三面沙漠,一面临水,野战军缺乏攻坚利器,连日攻城未克,而援敌钟松率“快速纵队”整编三十六师又兼程迅至。八月十二日,彭德怀下令撤围,将主力集结于榆林东南、佳县西北之米脂沙家店地区待机。当时,党中央机关刚转移到佳县境内,逼敌而居,形势险恶。为保障中央之安全,彭德怀废寝忘食,精心运筹,决再诱使敌人犯错误,造成新的歼敌机会,乃派许光达率三纵队掩护中央机关转移,而以小部队掩护西北局机关、后方医院等迅速东渡黄河。敌人又误认为我军主力要过河,下令“迅速追击,勿失此千载良机。”于是,刘戡率敌整编二十九军及整编第一军之九十师由绥德北上,锺松之三十六师由榆林南下,再图夹歼我军于佳县西北。

  锺松自恃援榆有功,骄傲异常,十三日抵榆林,十四日即率师急速南下。彭德怀分析锺松部长驱急行,乃疲惫之师; 远离主力,孤军冒进,又是一支“骄兵”,决集中我主力予以歼灭。

  八月二十日,彭德怀以我军一部,阻击北上之刘戡六个旅,而自己率我主力向南进至沙家店地区,向锺松三十六师师部及一六五旅发起攻击。锺松突遭袭击,连电其前梯队一二三旅向沙家店回援,又被我军包围于沙家店附近之常家高山。敌三十六师遂被我分割包围。彭德怀发出歼敌动员令,我军奋勇争先,当地党组织和群众罄粮支援,经一日激战,歼敌三十六师师部及两个旅共六千余人,锺松换衣化装,落荒而逃,只身到西安去见胡宗南。

  八月二十三日,野战军司令部在沙家店以北之前东元召开旅以上干部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亲来现场祝贺胜利。毛泽东在会上说: “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侧水侧敌本是兵家所忌,而彭老总指挥的西北野战军,在短短一天时间,就取得空前的胜利。”①

  沙家店一仗,我军风驰电掣,歼灭了胡宗南的三大主力之一——锺松师,完全扭转了西北战局,敌人对陕甘宁边区发动的重点进攻彻底失败,我军开始了内线反攻。二十二日,陈赓、谢富治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强渡黄河,进入豫西。

  十月上、中旬,彭德怀发起和指挥了延 (延长、延川)清 (涧)战役,歼敌八千余人,活捉了敌整编七十六师师长廖昂和二十四旅旅长张新等。

  十月十一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西北战场情况和作战经验的通报,指出: 西北我军在彭副总司令指挥之下,全军共计四万余人,本年荒旱,近数月粮食极端困难,然而,我军战斗意志极其坚强,士气极其高涨,装备火力大大增强。利用边区地方广大人民拥护,七个月内击破了胡宗南中央系步骑二十四个旅及杂牌十个旅的攻势,被我军歼灭及受歼灭性打击者达十一个旅,使我转入了反攻。这一经验,望各首长转知所属加以研究,争取大反攻的胜利。

  一九四七年十月下旬,彭德怀第二次率军北上打榆林,围攻近月未下,再次撤围。二攻榆林未克,是由于对敌情估计不足;个别指挥员疏忽,战术上强攻与坑道爆破脱节;加上陕北气候寒冷,我军装备单薄,粮食不足,部队久战疲劳。彭德怀在其《自述》中检讨这次战役时说: “我在作战指挥上有一个优点,就是不满足于已得胜利; 但求之过急,就变成了缺点,而且屡戒屡犯,不易改正。第二次打榆林,只是想到中央在米脂、绥德一带不安全,打下榆林就放心了,未考虑其他方面。”

  西北野战军凭借着土地瘠薄、仅有一百五十万人口的边区,与二十余万胡、马军周旋,陕北人民参军支前,已尽了最大的力量,补充兵员主要靠晋绥输送和战场俘虏。俘虏兵军事技术较好,而斗志、纪律、作风则不能很快达到我军的要求。在物资供应困难的情况下,干部中违犯群众纪律的现象时有发生; 有的造假情况,打滑头仗,不负责任。这些问题,在第二次打榆林中集中暴露出来,野战军前委决定利用冬季开展全军整训。

  国民党兵是雇佣兵,很多是靠抓壮丁抓来的。在反动军队中挨打受骂,打的是不义之仗——为剥削阶级卖命,和人民军队——子弟兵有本质的不同; 但又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即绝大多数都是在旧社会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在整训中,一纵队对俘虏兵的教育,采取从诉苦入手进行阶级教育,解决为谁打仗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开展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进行党的政策纪律教育,开展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效果。关于一纵队在整军中的这一经验,彭德怀在二十年后被囚禁中写个人简历时,还记忆犹新,做了生动的记述: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撤围榆林,进行整训,一纵队三五八旅战士中有一名四川人,是俘虏来的。深夜,一个人在野地,写着他母亲的神位,哭诉他母亲是怎样惨死的,仇恨国民党和当地的恶霸地主,他参加了人民解放军,要如何为母亲报仇。一位连指导员悄悄在旁听着,他也有类似苦难,结果他们拥抱相诉相哭。我们抓住这件事,开了诉苦大会,把它当作运动来开展。我军新老战士、干部,多数都有一本不同程度的血泪史,过去各不联系,不能成为同仇敌忾的阶级感情。诉苦大会普遍开展后,大会小会又紧密结合,一个人的痛苦,就变为大家的痛苦,大家的痛苦,也就是每个人的痛苦。很自然地提高了阶级觉悟,凝结为阶级仇恨。大家认识到,只有打倒国民党政府,消灭其军队,建立人民政府,分田地,组织合作社,才能解放自己,消灭剥削阶级。又进一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然后转到练兵。”他还说: “第一野战军中,在瓦子街战斗以前,感到干部很缺乏,特别是连、排、班长三级。经过诉苦运动,提高了战士阶级觉悟以后,提出民主推选,组织批准的办法,解决了干部缺乏问题。……事实证明,被推选出来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

  彭德怀和前委十分重视各纵队特别是一纵队的经验,并向中央军委报告。毛泽东在亲自听取了汇报之后,高兴地说: “我们从中央苏区起就想找到一个教育俘虏兵的好形式,这次诉苦三查的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①毛泽东把这一经验推广到全军,誉之为“新式整军”运动。

  经过新式整军,西北野战军士气异常旺盛。

  一九四八年一月底,彭德怀主持召开了旅以上干部会,讨论野战军转入战略反攻的作战计划。

  这时,敌刘戡率两个整编师集结于洛川、黄陵、宜君地区机动,另以两个旅守延安,一个旅守备宜川。

  为配合中原战场和收复延安,彭德怀决发起宜川战役,提出围城打援——围宜川城打刘戡之援军的作战方案。围城打援, 关键在于钓刘戡来援。彭德怀说: “他只要进来(进伏击圈) ,就别想出去。”钓不钓得来呢?彭德怀分析:胡宗南不甘放弃宜川重镇,又低估我军力量,一定会命令刘戡来援,刘戡愿来不愿来都得来。在从洛川到宜川的几条路线中,彭德怀又分析,刘戡沿洛宜公路增援的可能性最大。于是在距宜川三十里的瓦子街一带公路南北山岭布下了一个口袋阵,密调当时在山西的王震二纵队星夜过河。我军围城战斗打响之后,胡宗南即连电刘戡驰援宜川。刘戡虽深怕我军打援,但分析我兵力尚不足对他造成围歼之势,就壮胆率四个旅沿洛宜公路向宜川 驰援。

  二月二十八日,刘戡所部果然钻入我“口袋” 。二十九日,我军突然发起猛攻。敌惊恐之余,恃人多器良,抢占山头进行顽抗,彭德怀到战斗最激烈的前哨指挥所进行指挥。当天,我一纵队攻占瓦子街,断敌后路。敌人拚死突围,三五八旅向瓦子街东南高地猛攻,同友邻部队一起,堵住了敌人窜逃的口子。全军各纵队于同日向援敌发起攻击,三月一日转入总攻。刘戡走投无路,以手榴弹自戕。敌整编九十师师长严明被我军击毙。下午,援敌全部就歼。

  三月三日,我军攻克宜川,再歼守敌一个旅,俘其旅长张汉初,宜瓦战役胜利结束。全役共歼胡宗南一个整编军部,两个师部,五个旅二万八千人,取得西北战场的大捷,创造了一次全歼敌五个旅的范例。

  胡宗南丧精兵,死悍将,在西安城举丧恸哭。我军则乘胜解放宜君、黄陵、白水,包围洛川城,控制了黄龙山区,直逼关中。

  宜瓦战役后,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文章,指出: “这次胜利改变了西北的形势,并将影响中原形势。”

  我围洛川之后,敌增援洛川之裴昌会兵团,接受刘戡的教训,采取缓进稳打的办法,我打援未果。彭德怀改而率师西进,出敌不意截断西(安)兰 (州)公路,袭取敌之后方—— 西府。四月二十六日,我军攻占胡宗南之后方供应基地宝鸡市,缴获如山。守敌整编七十六师再次被歼,师长徐保被击毙。进军西府,迫使延安及洛川守敌相继南逃。四月二十二日,我军收复延安。毛泽东以前提出的三年收复延安的要求,至此才一年零一个月,延安又回到人民手中。

  胡宗南在发觉我军有夺取宝鸡的意图后,急令裴昌会率其第五兵团五个整编师共十一个旅以上兵力,西进驰援。马步芳以其八十二师自镇原南进,配合胡军向我夹击。彭德怀原部署在咸阳以西阻援的四纵队在敌猛进中撤守,致胡军比我预期提前进入宝鸡地区。彭德怀令我军由宝鸡北撤,缴获大部未能带走。

  五月二十六日,在洛川之土基镇,彭德怀主持召开野战军第二次前委扩大会议,总结西府战役。林伯渠、贺龙、习仲勋等参加了这次会议。彭德怀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总结说,西府战役光复了延安,夺取了洛川,巩固了黄龙山区,歼灭了两万一千多敌人,摧毁了敌人的西北供应基地,但未能完成建立麟(游)、(山)根据地及收复陇东、 三边的任务, 主要是对胡、马在我重大打击下,由矛盾转而为密切配合的可能性估计不足。对造成回撤被动局面和严重减员的部队和人员,彭德怀也当众严责,甚至给予处分。他的引咎自责; 他的不徇情面,信赏必罚; 他对作战不力、纪律松弛的不可遏制的震怒,使全军激励。林伯渠在参加了这次会议后说: “彭德怀同志是有德可怀,有威可畏啊!”

  一九四八年八月至十一月,西北野战军发动了三次攻势,同敌人反复争夺渭河以北、洛河东西地区。野战军以不到敌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兵力,给胡宗南集团不断地打击,歼敌近六万人,粉碎了胡宗南在我转入反攻后采取的所谓“重点机动防御”,直接配合了晋中战役与淮海战役。

  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西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人民解放军编制、番号的指示,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纵队改为军,旅改为师。六月,一野所辖六个军编组为第一、第二兵团。

  一九四九年二月中旬,彭德怀赴平山县西柏坡,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会后,奉命到太原协助带病在前线坚持的徐向前指挥太原战役。四月二十四日,华北重镇、山西省会太原解放。

  五月二十五日,彭德怀返回一野司令部,指挥正在进行的陕中战役。此役解放了胡宗南的老巢——陕西省会西安与陕中广大地区。西安解放后,彭德怀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

  为加速大西北的解放,中央军委在太原之役后将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十九兵团,拨归第一野战军建制。第一野战军连同地方部队,兵力增加到四十万人。这时,西北战场上,胡宗南尚拥兵二十万;新疆警备总部六万多人,宁、青二马约十五万人,在战争中还没有受到重大的打击。在第一野战军司令部的作战计划上,确定了他们的灭亡次序——先胡后马。

  七月四日,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赵寿山共同发出关于扶眉战役的电令,部署杨得志、李志民指挥的 19兵团钳制青、宁二马,集结王震指挥的一兵团,许光达、王世泰指挥的二兵团,及周士第指挥的十八兵团主力,歼灭胡宗南集团。

  彭德怀根据胡宗南兵力集中,但没有战役预备队的弱点,决定对集于咸阳以西扶风、眉县地区的胡宗南集团,实行大迂回包抄,然后分割而歼灭之。

  七月十日,我方担任攻击的三个兵团,从西安、咸阳一带出动,夹渭河两岸,以隐蔽的急行军伸向扶眉,迂回敌之侧后,作两翼牵制。二兵团四军一日内急行一百四十多里,于十二日晨占领眉县之罗局镇,象一把尖刀楔入敌之纵深,英勇拚杀,多次打退企图突围之敌的轮番攻击,切断了敌人的退路。敌被我从中截入,两翼迂回,包围切割,无兵可援,无路可逃。经一天多的战斗,我军大获全胜,歼敌四个军四万三千余人。

  七月十四日,我军再度攻占宝鸡,胡宗南集团遭到毁灭性打击,残部退据秦岭,八百里秦川获得解放。

  扶眉战役前,在二兵团会议上,彭德怀批准把执行纵深插入这一关系全局的任务,交给在西府战役中受到他批评的四军,对该部指战员表现了极大的信任。扶眉战役中,四军不怕疲劳,不怕牺牲,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彭德怀立即发出嘉奖。

  扶眉战役后,西北野战军乘胜挥戈西指,除留十八兵团主力对付退据秦岭之胡宗南部,大军分三路,直取兰州、西宁。部署是: 中路二兵团、右路十九兵团向兰州攻击前进,左路一兵团 (含十八兵团之六十二军)取西宁,迂回兰州后方。

  兰州为甘肃省会,形势险要,东西南三面峻岭环抱,北临滚滚黄河,易守难攻。时任国民党西北军政公署长官的青海军阀马步芳,退据于此,坚固筑城。我军在扶眉战役后长驱西进,马步芳以逸待劳,企图在胡宗南、马鸿逵的外围配合下,与我军决战于兰州城下。

  八月二十日,我军抵兰。二十一日,初次试攻,未能拿下敌外围据点。这时,我军粮食奇缺,利于急战。彭德怀在视察阵地后,却断然下令停止攻城,发出了攻打兰州的战术指示,令各军按指示进行准备。二十五日,下令发起总攻。二十六日,国民党倚为金城汤池的兰州城,被我一举攻克。这是西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攻坚战役,也是西北战场上最后的一次重大战役。

  九月五日,王震率一兵团解放了马步芳的老巢西宁。随后,杨得志、李志民率十九兵团解放了银川。长期盘踞宁夏的马鸿逵军阀集团,宣告覆灭。

  兰州解放后,解放大西北的大局已定。一、二兵团分路进军河西走廊,野战军紧叩新疆大门。九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主席包尔汉先后通电起义,新疆和平解放。十月二十日,王震率第二军、第六军进驻新疆首府迪化(乌鲁木齐)。十一月,彭德怀赴新疆解决起义部队改编等问题。

  十一月二十六日,贺龙指挥十八兵团(划归第二野战军建制)入川作战; 第七军、十九军横扫陇南、陕南残敌。年底,大西北五个省——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全部解放。

  从一九四七年三月胡宗南占领延安,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大西北解放,为时仅两年又九个月。

  解放战争是历史上威武雄壮的战争奇观,各个主要战场,各具特色。西北战场从转战陕北开始,在特殊有利又特殊困难的条件下,演出了精采的一幕。

  从撤退延安到宜川瓦子街战役,党中央毛泽东、周思来、任弼时,一直没有离开陕北,在每次重要的战役战斗中,彭德怀随时向中央报告请示,使陕北战场和中央的意图息息相通,和全国战场紧密配合。另一方面,中央在陕北,陕北战场的一举一动都关系着中央的安危,陕北战场也负有特殊的重担,为全国人心所系,也为世界所瞩目。彭德怀以其长期的战争经验和对革命的忠诚,神机妙算,指挥若定,又劳心忧思,殚精竭虑。行军宿营,司令部的人员照例要工作到深夜,而彭德怀常常在大家就寝之后,又起坐沉思,权衡利弊。对每个新的战役,他都要提出几个方案,启发大家讨论,使西北战场创造了一个接一个出奇制胜的战例。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形势下,他充分发挥了我军为人民解放而战的英勇精神,激发了陕北人民为保卫革命果实支援战争的热情,出色地实现了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思想。

  为确保战争的胜利,毛泽东为西北战场选择了两个统帅:彭德怀为野战军司令员,指挥前方军事; 贺龙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员,领导后方工作和地方武装。

  西北的物质条件、地理环境,使西北战场的后勤工作,特别是粮食问题,几乎成为每一个军事行动决策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也是战争中最困难的一个方面。陕甘宁和晋绥军民在贺龙司令员和习仲勋政委的领导下,竭尽全力支援前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沙家店战役中,当地人民宁愿自己吃糠菜,把仅有的窖粮都贡献了出来。晋绥地区一方面接纳中央和陕甘宁边区的机关、学校、兵工厂、后方家属等,一方面把兵员、弹药、粮食、物资源源不断向前线输送。贺龙亲自送晋绥军区部队过黄河加入西北野战军序列,叮嘱部队到前线,坚决听从彭总指挥。

  为了节省民力,在整个解放战争中,彭德怀仍然过着极其简朴的艰苦生活,有时还计算着粮食来打仗。受命之初,他就取消了司令部的小灶,在最困难的时候,他和战士一起以黑豆为食,从缴获物资中留给他补养身体的食品,他命令送给伤病员或分给伙食单位;给他的一点奶粉,他也下令倒在大锅里,让干部、战士一起喝。他在这方面的感人故事,说不胜说。

  彭德怀与贺龙两位名将,一前一后,紧密配合,相互支援,率领西北军民,写下了西北战场的胜利史篇,全歼西北蒋军一个长官公署、三个兵团部、四个保安司令部、两个警备总司令部、一个补给区司令部、二十五个军部、六十一个整师、八十五个整团、四十三个整营,共五十一万三千余人。

  一九四九年七月,在进军兰州的途中,一幅凄惨的景象使彭德怀震动: 那是在一孔寒窑里,他看到男女老少五口人,包括一个年轻的姑娘,都是赤身露体,全家只有一条供出门穿的裤子。他对被饥寒煎迫的人从来有一种连心的同情,常说,我知道饿饭是什么味道,我从小就饿怕了。这次,他看到了一种比他童年曾经历过的更为可怕的贫穷,也使他进一步了解了大西北。可庆的是,腐朽的蒋家王朝已命在旦夕,中国人民即将开始去创造那梦寐以求的社会主义美好生活。

  一九四九年九月,彭德怀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十月一日,新中国成立。十九日,彭德怀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十二月,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从烽火战场转向大西北的建设,矢志开发祖国这片广袤、偏远、贫穷而又富有宝藏的疆土。

  在战争中,彭德怀总是身临前敌,亲自勘察战场,作出决策; 这时,他仍然保持这一作风。半年中,他两次远赴新疆,又深入甘肃、宁夏、青海了解情况,检查工作。一九五○年一月,他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西北军政委员会提出关于西北工作的报告,详细分析西北的特点,认为西北地区的总任务,是进行民主改革和发展生产,提高文化; 在一定时期内,西北地区的经济建设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一九五○年七月,他鲜明地提出:“在战胜反动派之后,就应向自然作斗争”,“提高生产问题是一切工作的中心”①。

  西北是多民族聚居之地,也是历史上的民族纷争之地。国民党妄图用煽动民族仇恨来阻挠大西北的解放。西北野战军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迅速歼灭了利用宗教、民族问题进行顽抗的马家残匪。彭德怀重视团结争取少数民族的上层代表人物,经常召开各族代表座谈会,同时决心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在他主持下,决定在兰州创办我国第一所民族学院——西北民族学院。这些,为大西北多民族的团结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在全国胜利的新形势下,彭德怀仍然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他和妻子住在西北军政委员会机关会议厅旁的休息室里,军政委员会其他负责干部也都居住简陋。认识到建设西北的艰苦性,彭德怀向干部提出“五年至十年内必须特别节约”, “除建设工厂必须房屋外,一般军、政、党机关,在数年内不打算另建房子”②。他坚决执行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对铺张浪费、贪污腐化、本位主义、官僚主义深恶痛绝。他的廉洁奉公、以身作则和对干部的严格要求,使西北党政军机关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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