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权将军简介生平经历 左权的后代子女 抗日英雄左权的事迹[第2页]

时间:2017-02-21 20:40:00 来源:8794网 编辑:小霸气

  (四)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一九三六年二月中旬,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左权为先锋军前敌指挥部成员,参与指挥关上村、兑九峪等战斗,并发动群众打土豪,组织部队开展各种抗日宣传,在山西广大地区播下了革命火种。五月初,红军回师陕北,在延川县城西的文安驿一带,稍事休整,又挥戈西 征,以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迎接二、四方面军。这时,中央任命左权代理红一军团军团长。西征开始,一军团为左路军,由左权、聂荣臻率领。执行西征第一战役的目的,是经吴起镇,夺取陇东的曲子镇、环县,扩大苏区,配合右路军十五军团钳击盘踞在三边 (定边、安边、靖边) 和宁夏一线的敌人。曲子镇是庆阳通往宁夏的要隘,是西征军和宁夏军阀二马 (马鸿逵、马鸿宾)必争之地。六月初,前卫部队红二师攻打曲子镇,很快冲进城堡,但被敌一○五师骑兵旅旅长冶成章的警卫部队又打出来了。这时,左权、聂荣臻亲自到阵地察看,发现红军攻击的方法不对头。他们一方面组织部队坚决守住突破口,同时把其他部队撤下来会在城墙隐蔽处进行整顿,改进进攻战术。这样,这座土城终于被我二师二团一个连攻破。曲子镇战斗不仅为西征之首胜,而且打开了继续西进的大门。打下曲子镇的第二天,红军就向庆阳方向前进。庆阳守敌是马鸿宾的一个师,共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六月三日,红军在阜城附近击溃了马鸿宾来驰援曲子镇的六个营敌军,被俘敌逾千。获胜后,红军继续向庆阳前进,吓得马鸿宾的那个骑兵团突围逃跑。经过这两仗,红军的军威大振,向西北挺进,如入无人之境。一军团先后占领了木钵、环县、洪德等城镇。

  西征中,红军对国民党东北军进行了大量的争取工作。红一军团曾和敌东北军骑六师进行谈判,并签订了停战协定。从此,两军对峙,绵长数十里的清水河,成了一条奇特的战线,名义上是敌对的双方,实际上是抗日救亡的朋友。这时,东北军将领张学良还提出,愿意支援我方一批军用物资。经过协商,东北军派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为代表,红军派左权为代表,共同完成了这一重要任务。

  东征、西征,尽管战事极为紧张,左权总是善于利用空隙,召集指战员蹲在战壕边开检讨会,解剖麻雀,利用战场,学习战争。在研究过程中,如遇疑难,他总是细心地作出种种揣摩,并拿起树枝在地上圈圈点点,进行图解,以印证他所说的“我们一定能战胜敌人”。

  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一九三六年八月底,左权、聂荣臻率红一军团由预旺堡附近出动,分左、右两个纵队向南推进,越过六盘山,抵达界石铺,九月中旬至十月初,控制了静宁到会宁这段西 (安) 兰 (州) 公路,进一步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时,左权还组织指战员为兄弟部队准备了大量粮食、布匹、羊皮、现金,给二、四方面军送去了党中央、毛泽东的亲切关怀和温暖。

  十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静宁地区胜利会师。为了停止内战,会师后,红军主力撤出会、静地区,向海原、打拉池一带转移。途中,敌军又紧紧尾随不放。十一月初,左权、聂荣臻指挥红一师协同红十五军第七十三师,在陇东固原附近的何家堡消灭敌人两个团,俘敌逾千。

  何家堡战斗刚刚结束,胡宗南命令三个师追赶上来。红军转移到山城堡南北地区隐蔽待机。左权、聂荣臻指挥红一军团与十五军团一部,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向已侵占山城堡之敌七十八师突然发起猛攻。激烈的战斗从当天黄昏打到第二天上午,将敌二三二旅及二三四旅的两个团全部消灭。与此同时,胡宗南派向盐池方向进攻的另外几个师,也被我击溃,并缴获了大量弹药,解决了部队的急需。这一仗,把陕北的局面稳定下来了,使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从此更坚定了与红军携手抗日的信心。十一月二十三日,在三个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左权讲了山城堡战斗的战略意义及形势发展趋势。他说: “东北军、西北军都不愿意打红军,形成了对我们有利的条件。我们只打击胡宗南部队,教育了张、杨二将军,这对加快统一战线工作的步伐起了很大作用。不久,我们将会看到一个抗日高潮,代替土地革命和苏维埃运动高潮的局面。”①山城堡战斗的胜利,体现了左权作战部署的深谋远虑和军事指挥的机智、果断,这正如刘伯承指出的: “左权同志部署作战,是细致周密的,一九三六年 ‘双十二’事变前夜的陕北山城堡战斗,就是一个范例。”②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杨虎城恳请红军和他们靠拢。一军团遂奉命向西安前进。部队到达庆阳县城时,召开了团以上军政领导干部会议,左权在会上说: “周副主席已经率中央代表团到西安,我军要利用这个机会,分散开展群众工作,发展党的地方组织。我们要扩大红军,壮大自己的实力,要以战斗的姿态,配合张、杨粉碎国民党对西安发动的进攻,要保卫西安。”③由于形势变化很快,遵照党组织指示,左权旋即抵西安。杨虎城在他的客厅里会见了左权,并嘱咐旅长孔从洲说: “双十二事变后,南京方面何应钦积极布置军事进攻,我们要做好防守西安的准备,更必须保障中共中央代表团的绝对安全,这些都是你的责任。为防有失,我请左军团长来视察城防部署和保卫工作,你要很好地听他指导。”④左权在孔从洲陪同 下,乘车巡视了西安城防情况,回来后,向孔从洲要了一份西安市地图,并详细地询问了孔所指挥的兵力、装备及设防情况,审查修改了防卫计划。后来他们向杨虎城报告时,杨很满意,一再向左权表示感谢。关于对中共代表团的保卫计划,也经左权帮助,作了更周密的部署。

  (五)

  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左权任八路军副参谋长。改编后,部队随即由陕西出发,九月十五日,到达韩城县芝川镇。左权和八路军总指挥朱德、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同舟渡过黄河,辗转进入太行山区。途中,左权投书叔父,表达自己对祖国命运的关注,抒发为中国人民“自卫应战”的崇高抱负。他在信中说:“我军已准备着以最大的艰苦斗争来与日本周旋”,因为,“没有坚强的持久艰苦斗争的精神,抗日胜利是无保障”①的。

  不久,彭德怀和左权、聂荣臻等前往太原,向周恩来汇报并一起研究我军行动计划。十月底,八路军总部深入太行腹地晋东南。太原陷落后,国民党溃军纷纷向汾河等处逃遁。从此,八路军由配合国民党部队抗战,转为单独向日寇作战。

  十一月,左权出席朱德在和顺县石拐镇召开的干部会议,部署开展游击战争的任务。会议决定八路军三个师除一小部分留晋察冀坚持战斗,其他分别转移到汾河流域、晋南、晋西北开展游击战争。

  十二月初,左权在洪洞县给母亲写了一封长信,叙述日寇的滔天罪行: “日寇不仅要亡我之国,并要灭我之种”。表示 “我全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①国难当头,他希望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家乡父老兄弟,迅速觉醒,为民族解放和自由而战。

  一九三八年二月,日寇四万兵力,在飞机、坦克掩护下,分三路进犯临汾。当时,周恩来正在临汾八路军办事处,那里又有大批军需物资尚未运走。二十一日,朱德、左权从临汾率部奔府城 (即安泽县) ,准备向上党盆地进发,创建与巩固太行山根据地。二十五日,敌苫米地旅团占领屯留县城后直犯府城。左权向朱德说: 我们“如果避而不战,总部是可以安全转移,避免危险;但是,如果能阻止敌人前进,就可以使临汾的军需物资运走,总部背后的友军可以安全转移……这一仗,看来非打不可! 一定要拖住它!”②朱德同意左权的分析,当机立断,部署兵力迎击敌人。刚交战,我失利,敌人沿着山路直扑府城。朱德、左权迅速赶到府城左侧山头,从容指挥我部继续顽强阻击,掩护群众转移。从朱德安全考虑,左权指示作战科长跟随朱德转到二十里外的刘垣村去; 他坚持战斗在最前沿,直到夜十一时许,才最后离开山头,拂晓到达总部,向朱德报告战情。朱德把手中刚收到的某部急电递给左权说: “需要派人去指挥作战。”他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命令,带着一个骑兵班立即出发。在一个三岔路口,左权下马向乡亲询问关于府城 敌情,突然,一伙敌骑兵迎面袭来。这时,我骑兵骤然惊散,警卫速去驭马,形势一发千钧。左权从容自若地拔出左轮手枪,喊了声: “冲呵! ”惊散的骑兵使劲朝他紧靠,在坳口卧倒,奋力抵抗。一名骑兵担心左权的安全,请求“首长赶快撤退”。“不行,往哪儿退! 我们还要去执行任务哩! ”话音刚落,我后续部队赶到。在左权沉着指挥下,终于打退了敌人接连不断的冲锋。

  这次临汾遭遇战,歼敌二百余人,并缴获了大量枪枝弹药。同时,由于我奋力阻击三天三夜,争取了时间,使周恩来在临汾的工作得以顺利结束,并保证了府城至临汾四五十个村庄的群众安然脱险,国民党在临汾、洪洞的军政机关基本撤退完毕,我囤积在临汾的军需物资全部转运。罗瑞卿在评述这次战斗时说: “一九三八年春,日寇进犯临汾,与我总部遭遇,左参谋长躬身前哨侦察,侧击致胜,迄今军中称道不已。”①

  三月初,临汾失陷后,国民党绝大部分高级官员和机关人员争先恐后抢渡黄河,向陕西境内逃窜。是渡河逃窜,还是在山西坚持敌后抗战? 成为当时二战区统一战线内部各派势力之间激烈争论的焦点。根据我党中央“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的精神,三月二十四日,朱德以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名义,在长治县城附近八路军总部召开了第二战区东、南两路军将领会议。在会上,朱德、彭德怀、左权都讲了形势,讲了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意义,对稳定友军情绪,坚定他们抗日的信心和搞好统一战线,起了很大的作用。会后, 八路军总部举办政治训练班和游击战术训练班,吸收友军军官学习。左权向学员多次讲解我军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原则,阐明我党坚持抗日的正确主张。他还利用各种机会,广泛接触他们,包括国民党联络官陈荣揖和高级参议肖御寰等。在我党正确政策感召下,他们中不少人的思想有所变化,能和八路军并肩作战。

  四月初,日寇以一○八师团为主力共三万多人,从晋东南根据地周围的博爱、邯郸、长治等地,分九路向我军进行围攻,妄图在武乡、辽县、榆社地区消灭一二九师主力,并“围歼”八路军总部,摧毁太行山抗日根据地。这时,朱德、彭德怀和左权等制定作战计划,决心以一部兵力和游击队在内线开展游击战,发动群众坚壁清野,消耗疲惫各路进犯之敌; 主力跳出合围圈,转至外线涉县以北地区,待机歼敌。左权按总部统一部署,将我主力部队迅速调集武乡,以急袭手段,打击敌之主要一路。他说: “只要咱们歼灭了他这股主力,鬼子的九路围攻就会象癞皮狗打断脊梁骨一样。”十五日黄昏,光复武乡县城。十六日拂晓,又在长乐村一带咬住了南窜之敌。长乐村有个长长的沙石滩,敌人进滩即如同钻进了一个天然的“口袋”。八路军以猛虎下山之势,在狭窄河滩将敌切为数段,血战一天,全歼该敌。十七日凌晨,日本苫米地旅团长带领一股援军从辽县赶来,企图挽回败局,但大势已去。战斗结束后,左权说:“我们打了胜仗,现在大家准备好,把司令部的牲口牵出来,去运伤员和胜利品。”①长乐村战斗,共消灭敌军四千余人,收复辽县、黎城等十八座县城,使我上百万人民群 众从敌人极端残暴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它是“全国闻名的急击战斗……晋冀鲁豫抗日解放区,从这一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①左权高兴地说,咱们军队和人民好比两个拳头,只要配合得好,日本鬼子就是有三头六臂,也不愁不打它个稀巴烂!

  粉碎敌人九路围攻不久,朱德、彭德怀赴延安出席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左权留晋东南主持八路军总部工作。这时,各式各样的杂色武装在敌后出现。如屯留县有支自发的武装,虽有一定的抗日积极性,但动辄就向群众勒索,抢掠、胁迫群众的事情也时有所闻,群众意见很大。左权根据党的改造杂色武装的政策收编他们。他指示参谋部四科科长林海云执行这项任务,并向林海云交代了步骤、方法及注意事项。经过党的争取、教育,很快就顺利地把一支几百人的队伍收编过来,改造成了英勇抗日的八路军部队。

  十二月,日本首相近卫发表声明,宣称要建立“东亚新秩序”。侵华日军接着叫嚷“巩固点线,扩大面的占领”。②面对严重局势,党中央十分强调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十二月中旬在潞城北村,左权主持召开了晋东南参谋(长)会议,总结了我军司令部工作的经验,从当时部队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出发,参照苏军参谋业务,起草了八路军军、师、旅、团各级司令部暂行工作条例,建立和健全司令部各业务部门,明确职责,提出要求,制订规划,总结推广。左权十分重视作战经验的总结。他根据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及中央有 关指示,结合我军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实践,先后总结、发表了《论坚持华北抗战》等军事论文①,从各个不同角度缜密地论述了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和战术原则。他用大量事实论证日寇侵占华北并非它的最终目的,占领华北,是作为进攻西北、中原以至达到灭亡全中国的一个重要步骤。因此,坚持华北抗战,不断争取大大小小的胜利,便可以“推动全国抗战,缩短转入反攻时期”,“并使华北成为我之生息力量,成为通向全国抗战胜利之途的‘前进阵地’。”

  左权还科学地分析了今后华北战局的变化发展,其形势是: 敌围攻、“扫荡”和我反围攻、反“扫荡”的军事斗争更趋激烈; 随着敌人军事、政治的进攻,他们各种破坏活动会更加猖獗,包括加剧经济上的阴谋破坏,紊乱我们的财政政策。与此成鲜明对比的是八路军在粉碎敌人各种残酷的进攻中,力量日渐壮大,更加得到民众的衷心拥护。这是有利的一面。另方面,对各种可能出现的艰难困苦都要有充分准备,这样, “我之长期坚持华北抗战,争取华北抗战胜利,是完全可能的”。

  一九三九年底,国民党密令部队向八路军进攻,使我军处于国民党、日军和伪军三面夹击之中。面对这一严重情况,我们必须加强力量,巩固与扩大八路军,以便对付来犯之敌。一九四○年二月,朱德、彭德怀、左权等向部队发出整军训令,指出“以一切力量努力巩固与扩大加强我军抗战力量是目前全军 最严重的任务”。①要求部队再整训两期,每期四个月,共整训五十个团。

  一九四○年二月下旬,国民党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带着一伙骑兵,到王家峪八路军总部寻衅,要从共产党和八路军手里 “收复失地”。对其无理要求,朱德当场予以严厉驳斥。左权也极其气愤地指出: “抗战以来,八路军以国家民族为重,为了顾全大局,不借委屈求全,一再忍让,总部曾不断电请制止反共磨擦,可是你们对于这些劝阻,置若罔闻,而且认贼作父,与日寇勾勾搭搭。你们若一意孤行,是绝没有好下场的!” 理屈词穷的朱怀冰,自恃有蒋介石的密令,由王家峪返回驻地后即将他的部队和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副总司令石友三的部队一起,在日寇紧密配合下,直向以八路军总部为中心的太行区猛扑。这时,我总部为统一太南、豫北作战指挥,成立了以左权兼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的八路军第二纵队,奋起自卫。总部还选定左权担任歼击朱怀冰部的前敌指挥。三月初,在平汉路东、西两侧,分别进行了反击石友三和朱怀冰的战役。经过四昼夜激战,击溃石部,全歼朱怀冰两个师、侯如墉旅和张荫梧一个纵队共十个团。这一仗不仅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扭转了敌、伪、顽对我三面夹击的严重局面,而且巩固了太行山抗日根据地。

  四月,为加强冀鲁豫边区的对敌斗争和武装建设,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令第二纵队从太行山区开赴冀鲁豫地区。左权因肩负总部重任不能远离,他特地写信托政委黄克诚带给新任司令员杨得志,叙述了自己在二纵工作的体会和存在的问题, 并恳切地鼓励杨得志好好担负起党分配的新任务。这封信使杨得志深深感到“同志间友爱的温暖和领导对自己的关怀”。①

  左权满腔热情地扶持和信任干部,尤其重视在实践当中培养考察干部。有的人在机关呆久了,就派到游击区,接受新的锻炼; 长期战斗在前线的同志,则有计划地抽调他们到根据地学习。总部参谋何廷一去延安学习前夕,左权对他说:“你门门都懂一点,但门门不通,你应该精通一门,为我们党和军队建设多做贡献。”如今,何廷一回味四十年前的谈话,“言犹在耳,记忆常新”。②总部四科科长林海云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年都和左权朝夕相处,因形势发展,组织决定调他到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去做经济工作,他思想不通。左权找他谈心说: “我们活着的人想起死去了的先烈,心里就难过。你我都一样,没有权利对党交给的任务挑挑剔剔。作为一名革命者,特别是共产党员,应该时刻准备着,服从党的事业的需要,直到自己停止呼吸。”林海云经过左权的耐心帮助,思想疙瘩解开了,诚恳表示: “愿意到地方上去做经济工作。”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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