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鸿昌将军简介 吉鸿昌的子女后代 吉鸿昌生平经历

时间:2017-02-20 17:43:00 来源:8794网 编辑:小霸气

  (一)

  吉鸿昌,字世五,一八九五年十月十八日生于河南省扶沟县吕潭镇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亲吉茂松性格豁达,为人豪爽,在镇上开茶馆维持生计; 母亲早逝。

  为了帮父亲养家餬口,年幼的吉鸿昌经常拾柴,拣庄稼,或提篮上街卖烟丝; 农忙时还要下地干活。稍长,就帮助父亲照看茶馆。

  吉茂松治家颇严,常常以“人穷志不穷”的做人道理教育子弟。父亲的教诲,生活的磨炼,养成了吉鸿昌刚直倔犟,富于正义感的性格。他从不向贫困低头,更不向仗势欺人的地主老财俯首,看到地主恶少对穷人孩子寻衅欺凌,就挺身而出,打抱不平,成了穷伙伴们的“首领” ,受到乡邻们的称道。

  吉鸿昌从小渴望上学读书。为了不给家庭增添负担,他在劳动之余跑到乡塾里,旁听先生讲课,竟也认了不少字,能看一些浅显的书。

  一九○九年,因生活所迫,吉鸿昌离家到扶沟县城松盛楼首饰店当学徒。后因店铺倒闭而回家。

  一九一一年,吉鸿昌又到周口镇增盛合杂货行当学徒,在那里苦熬了两个年头,受尽老板的凌辱,看到了人世间的黑暗,使他更加痛恨这罪恶的世道。

  (二)

  一九一三年八月,冯玉祥在河南郾城一带招兵。吉鸿昌毅然跑到郾城投军,从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吉鸿昌来到冯玉祥队伍之后,吃苦耐劳,作战勇敢,为人正直,不畏权势,被冯玉祥看中,很快被选入十四旅一个模范连受训 (十四旅后被改编为第十六混成旅) 。一九一七年七月,吉鸿昌被调到冯玉祥的手枪队。不久,被提升为连长。一九一九年,吉鸿昌被任命为直属工兵连连长。同年夏,参加补助教导队第二期军官班学习,成绩优良。一九二一年,第十一师成立,冯玉祥任师长,吉鸿昌被提升为该师二十一旅四十三团三营营长。后来,因吉鸿昌有胆有谋,办事认真,会带兵,冯玉祥就派他到冀、鲁、豫、皖一带招募,训练新兵。一九二四年九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从热河前线倒戈回师北京,发动“北京政变”,吉鸿昌奉命守卫北京南苑。一九二五年十月,吉鸿昌升任绥远督统署直辖骑兵团团长兼任警务处长。不久,又被推荐任三十六旅旅长。尽管官做大了,地位高了,却改变不了他“当兵救国,为民造福”的初衷。他时刻记着父亲“做官即不许发财”的教诲,平时省吃俭用,用积攒下来的钱资助他人。

  吉鸿昌从军后,亲身体验到没有文化的苦处,曾立志要在家乡为贫苦子弟办所学校。一九二二年部队移防河南,他回到了一别近十年的吕潭镇。探亲期间,他把自己积攒的一百多块银元全部拿出,依靠乡亲们把一座破庙改成了校舍,又叫跟随自己的营部文书出任校长兼教员,并规定: 凡是贫穷儿童,一律免费上学。以后,吉鸿昌每次路过吕潭镇都要到学校探望,了解孩子们的学习生活情况; 给学校添置教学设备,购买图书。他率部所到之处,也都尽力捐款,帮助地方兴办学校。

  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九月十七日,在中国共产党人刘伯坚等帮助下,冯玉祥所部在五原誓师,响应北伐战争。吉鸿昌虽然不在五原,但当他听到消息后,立即召集所部,宣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率部参加北伐。十月,根据中共北方区委帮助制定的“固甘援陕、联晋图豫”①的方针,冯玉祥分兵十路由宁夏进军陕甘。吉鸿昌奉命率三十六旅为先锋,由兰州出发东进,十一月与孙良诚、方振武等部同抵西安城郊,将围困西安的镇嵩军刘镇华部团团围住。当时,天寒地冻,士兵缺衣少食,冻馁者颇多。吉鸿昌深入战壕鼓动,把棉衣脱下来,和士兵们一道活动手脚,阴郁的气氛一扫而光。经过三天激战,刘镇华部惨败而逃,被困八个月之久的西安城解危为安。

  一九二六年冬,三十六旅扩编为十九师,吉鸿昌升任师长,率部进驻潼关。当时,共产党员宣侠父领导的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在各部队大力开展政治思想教育,宣传革命理论,宣讲孙中山三大政策,还将一批共产党员派进吉鸿昌的十九师。吉鸿昌对这些政工人员十分尊重,主动接近他们,与他们亲切交谈,并且和士兵们一起听讲课。有时吉鸿昌还跟政工人员一道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次在对营以上军官讲话中,他强调: “今后训练要着重于政治思想教育,不能单纯搞 ‘一、二、一’那种老一套。我们如没有政治工作,就没有了思想基础。”① 为了加强政治教育,他将政治工作要点编成口号和问答材料,印成小册子,教官兵们背诵,要求人人记牢,在朝会上由军官问,士兵答,使大家明确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吉鸿昌不仅要求官兵,他自己也将这些口号贴在床头,经常念诵。由于师部参谋长的刁难,十九师的政治工作一度不能顺利开展。吉鸿昌集合师部人员训话说: 以后再有蓄意破坏政治工作的,就按反革命论处②。在吉鸿昌的支持下,十九师的政治工作大见成效。而吉鸿昌本人也学到了许多新鲜的革命理论,对原来自己朴素的“当兵救国,为民造福”的思想有了新的认识。

  在陕西期间,吉鸿昌结识了中共陕西党组织的创始人、国民军联军驻陕西总部政治部主任魏野畴,常在一起谈论革命形势。魏野畴还通过吉鸿昌把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送进部队,使部队政治工作更加活跃,战斗力大大加强③。

  一九二七年五月,国民军联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东出潼关,会同北伐军进攻河南。吉鸿昌奉命率部入豫,相继攻占洛阳、巩县,与奉系军阀沿黄河南北形成对峙局面。六月下旬,吉鸿昌决定在巩县附近黄沙峪强渡黄河,并于七月三日夜下达了渡河命令。此时,正值黄河汛期,河水暴涨,水宽浪骇,许多官兵眼望滚滚激流,踌躇徘徊。吉鸿昌亲自带领敢死队破浪前进,直扑对岸,全师官兵紧随其后,突破了黄河天险。为纪念此举,吉鸿昌亲笔写了“天堑飞渡”四字,立石于黄沙峪。

  十九师强渡黄河后,在吉鸿昌的指挥下,换上奉军的军服,佯装敌军,乘火车先敌占领豫北重镇新乡。随后,他率部乘胜追击,协同友军相继攻占安阳、沁阳等重要城镇,势如风卷残云,奉系军队被打得大败而逃。很快,河南局势暂告稳定①。从此,吉鸿昌所部被人们称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北伐进军中的“铁军” 。

  一九二七年七月,蒋、冯徐州会议后,第二集团军内部进行清党“送客”,大批共产党员被“礼送”离队。而在十九师,吉鸿昌则没有搞“送客”,并暗中保护了一批共产党员及政工人员②。

  吉鸿昌的表现以及十九师的威名遭到了一些人的忌恨,一时流言蜚语接踵而来。一九二八年,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驻防山东。当时任总指挥兼山东省主席的孙良诚借故取消十九师番号,将吉鸿昌免去师长之职,调北平陆军大学特训班学习; 同时对所部中许多骨干,或送往洛阳军校学习,或以左倾嫌疑分子被开除军籍。

  吉鸿昌在陆大学习时,仍经常与共产党员秘密来往,从一些地下党员那里借革命理论书籍阅读,明白了不少道理③。同年秋天,由于佟麟阁的十一师在甘肃剿匪不力,冯玉祥任命吉鸿昌为三十师师长,奉命赴甘剿匪。途经洛阳时,吉鸿昌又专门带上原在十九师中活动过的地下党员及部分进步学生,一道奔赴西北①。

  一九二九年夏天,吉鸿昌率部在平定甘肃匪乱后进入宁夏。当时宁夏政局混乱,为稳定形势,七月二十四日,冯玉祥委任吉鸿昌为宁夏省主席。蒋介石得知此事,想要拉拢吉鸿昌,用飞机给他空投了一份“第九路军总指挥”的委任状。吉鸿昌把委任状撕毁,气愤地说: “蒋介石和我们算是哪一门子亲戚? ”②

  吉鸿昌就职宁夏省主席后,决心为民兴利革弊。他在自己的像片上亲笔写下: “公正纯洁,为做事而做官,训练民众,使知四权运用,政治注重下层,工作适合一般民众需要。”③ 他首先整顿军队,把原佟麟阁的第十一师和门致中的第七军合编为第十军,自任军长。为除掉吏治黑暗,他组织了考察队分赴各县考察。他还特别重视推行回汉合作的民族政策,派出大批政工人员,到各乡回民聚居地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只分良莠,不分回汉的道理④,号召回汉两族人民团结起来; 还召集回教代表开会,与代表合影留念。

  这期间,吉鸿昌决心开发西北,并提出“开发大西北”的口号,自任开发西北总指挥。为此,部队成立了拂晓读书会,组织团以上军官参加学习,后又扩大到营以上军官。经过学习,一些家住中原,不安心在西北的军官安定下来,愿为开发西北贡献力量。吉鸿昌立志开发西北的举动受到了西北各阶层民众的支持和拥戴。

  一九二九年底到一九三○年初,第十军缩编,恢复十一师,吉鸿昌重任师长。此时,共产党员李子纯等人到吉部开展工作,得到了吉鸿昌的大力支持。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吉鸿昌组织了官佐执法队,配合军法处检查队伍的军风纪和群众纪律。他还拿出五百元,购买了大量社会科学和文艺书籍,成立行军图书馆,供官兵阅读,并为士兵编写识字课本,丰富队伍中的文化生活。

  (三)

  一九三○年春,冯、蒋、阎中原大战爆发,吉鸿昌部被调往前线作战。在这场军阀混战中,吉鸿昌虽然打了不少胜仗,但他看到内战把人民推向更加苦难的深渊,内心痛苦万分。中原大战冯玉祥失败后,为防止蒋介石将西北军瓦解,吉鸿昌得到冯玉祥的同意,接受蒋介石改编,但提出四个条件: 一、队伍不离河南; 二、不许派进蒋介石的政治人员; 三、所部人员决不参加国民党军校的训练学习; 四、按原建制人数补充薪饷。随后,吉部改编成二十二路军,吉鸿昌被任命为总指挥,同时兼三十军军长、三十师师长。

  在军阀混战中原之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利用国民党蒋介石无暇南顾之机,发展扩大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同时把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个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迅速发展,引起蒋介石反动派极大恐慌。一九三○年十一月,蒋介石在调集十万兵力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大规模反革命“围剿”的同时,又调集九个多师的兵力,向鄂豫皖红色区域发动猖狂进攻。吉鸿昌所部受蒋介石派遣进攻鄂豫皖苏区,驻扎在潢川、光山一带。

  在共产党的长期影响和帮助下,吉鸿昌对于“围剿”苏区、攻打红军,是十分反感和厌恶的。尽管蒋介石一再催促,他却以种种托词,按兵不动。为了督促、监视吉鸿昌的行动,蒋介石派冷欣到二十二路军任高级参议。吉鸿昌为拖延进攻,密令八十八旅的一个团化装成红军游击队黑夜鸣枪攻打潢川城关,然后上报: 红军主力逼近潢川,城防难保,无力“进剿”。

  这时,在上海的党中央军委军政情报部根据吉鸿昌的思想表现,决定由刘仲华通过邓宝珊与吉鸿昌进行秘密联系①,策动吉部起义,实行兵变。邓宝珊从上海回西安时,途经河南,曾专程找到吉鸿昌,两人进行了长谈。由于党的积极争取,加上目睹了蒋介石的反动行径和红军反 “围剿”的节节胜利,使吉鸿昌产生了率部投奔红军的想法。一次,他到光山县巡防,眼望着城南仅一河之隔的苏区,心潮起伏,遂在县城的石狮子上写下了 “国将不国,尔速醒悟; 睡狮猛醒,领导民众”十六个大字。此后,他又与鄂豫皖苏区进行联系,表示自己决不进攻红军②。一九三一年三、四月间,在部队中共产党员的帮助下,吉鸿昌成立了游击大队,驻扎在光山县以南,掩护与苏区进行联络的人员。与此同时,蒋介石严令鄂豫皖三省边区绥靖督办公署,限五月底“完全肃清”鄂豫皖苏区红军,将兵力增至十一个师,令吉部寻找红军主力作战。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应付蒋介石,吉鸿昌决定对苏区发动一次“进攻”。四月二十二日,吉鸿昌率部从光山县出发进入苏区。红军得知吉鸿昌部队进来了,就主动撤离一些地区。二十四日,吉鸿昌率部 “占领”了苏区首府新集 (现新县) ; 三十日,到七里坪; 五月二日,到宣化店; 五月五日又折回到潢川。吉鸿昌部在苏区绕了一圈,并未进行一次真正的战斗,一路上都是乱放一阵枪,虚张声势①。在离开苏区前,吉鸿昌又叫士兵空放了一阵枪炮,放火烧了一片山林,以此向蒋介石打假捷报; 同时假装沿途受红军袭击,给红军扔下了许多枪枝弹药和面粉、大米②。为了帮助吉鸿昌对红军有进一步的了解,部队中地下党组织特地安排他到苏区参观。吉鸿昌化装秘密进入苏区,参观了不少地方,并在金家寨附近与鄂豫皖苏区一些领导干部见面③。

  与此同时,蒋介石派来的冷欣用重金贿买吉鸿昌手下一些不坚定分子,挑拨分化各部之间的关系。反动势力与进步势力的斗争相当激烈。

  一九三一年夏天,正当吉鸿昌一面积极与红四方面军联系,一面秘密组织部队准备起义参加红军时,突然遇到了罕见的大暴雨,队伍出不了城。这时,蒋介石得冷欣密报,知吉鸿昌巳采取行动,遂从湖北调汤恩伯、陈诚等嫡系部队十几个师,将吉鸿昌部团团包围。吉鸿昌当即决定马上起事。但是遭到被冷欣收买的三十一师师长张印湘的反对,三十三师师长葛运隆也害怕到苏区吃苦,致使吉鸿昌潢川起义计划失败。

  八月,蒋介石解除了吉鸿昌的兵权,并强迫他“出国考察” 。在吉鸿昌即将启程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他悲愤已极,将备好的出国服装撕毁,向蒋介石要求参加抗战,却遭到无理拒绝。蒋介石命人将吉鸿昌的妻子胡洪霞先强行送上船,迫使吉鸿昌出国。九月二十三日,吉鸿昌怀着“满腔热血,无处可洒”的悲愤心情,含泪登舟,离开上海①。

  二十五日晨,轮船抵日本神户。吉鸿昌深恶日本的侵略行径,原本不愿登岸,因惦念祖国东北局势,便决定到东京中华青年会了解情况。在日本短暂停留,使吉鸿昌了解到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占,“完全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②。继而想到国内蒋介石之流仍在进行着内战,他心情更是沉重。二十七日,吉鸿昌离日赴美。十月六日,船抵美国西雅图,吉鸿昌回答了美联社记者就日本出兵东北提出的问题。他愤怒地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行径说: “日本……即抱一大陆政策,鲸吞满洲,早具野心,今……实行强占,直接侵略中国领土,间接即破坏世界和平。”③在谈话中,吉鸿昌表示了自己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牺牲一切,为生存而战,为公理而战”的决心①。在美国各地的参观访问中,吉鸿昌透过纽约、华盛顿等大城市繁华的表面,看到了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以及存在的重重矛盾。他写道: “机械发达,在其本身本属善事。惟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却不幸因机械之极度发达,愈益减少贫穷者之谋生门路,使机械却无形中成为劳动阶级之敌人”②。参观纽约的“凌霄”大楼,他还看到了美国资本家“以无数人劳心劳力的结果,方得致地方之繁荣,而其利益竟归少数之投机家独享之,甚至利用其因投机所不劳而获之雄厚资本,愈益压迫剥削其他大多数人”③。他目睹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越发迫切感到中华民族要发愤图强。

  在参观福特汽车厂时,大老板吹嘘说: “我们的汽车厂规模宏大,能制造各式各样汽车。中国只要多修公路,买我们的车比你们自设工厂要合算得多,而且你们没有技术,也设不了厂。”吉鸿昌轻蔑的一哂,道: “你们美国过去也没有汽车,你们的汽车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中国今天没有技术,明天就会有的。相信我们总有一天会有大工厂的,会造出自己的汽车来的。”④

  吉鸿昌在美国处处显示出民族自豪感,对于殖民主义者的轻蔑歧视,总是给予坚决的回击。有一次他要往国内寄衣物,美国职员竟然说: “不知道中国” 。一些洋奴劝他说:“你若说是日本人,便可受到礼遇。”吉鸿昌怒斥道: “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我却认为中国人无上光荣。” 回到旅馆,他即用一块小木牌写上“我是中国人! ”佩在胸前⑤。

  十一月九日,吉鸿昌乘船到达古巴首都哈瓦那。十二日,正值孙中山诞辰之日,在古巴的华侨数千人于中华戏院隆重召开纪念会。吉鸿昌参加了大会,并发表讲演。他向侨胞们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种种罪行,并指出国内军阀官僚“醉生梦死,埋首内争” ,“亡国家者实少数之军阀官僚耳。”① 他说: “中国者,四万万人民之中国,非少数军阀官僚之中国,国家亡则敲骨吸髓之人兽腰缠万贯,拥有巨资,可远走高飞过其资产阶级之亡国奴生活。而吾等平民,岂能出国门一步,国存受军阀官僚之剥削,国亡作帝国主义者之牛马。当此千钧一发之际,作人与作牛马间不容发。”他号召侨胞,要“用热血拥护祖国。”②吉鸿昌刚讲完话,数千侨胞一起高呼: “牺牲一切,奋斗到底! ”当场就有许多青年请吉鸿昌介绍回国,要投军参加抗战。那天晚上,吉鸿昌又在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讲演。他看到海外侨胞如此的 “救国心热” ,想到国内军阀官僚醉生梦死,“丧师辱国” ,不禁悲感交集,边讲边流下了热泪,到会侨胞也都感动得哭起来。当即一致通过了 “请政府即日对日宣战,旅古华侨愿牺牲生命财产援助,请国内各派牺牲私见,团结对外” ,及“誓死保全中国领土”等四项决议③。

  十一月二十八日,吉鸿昌乘船赴欧洲,先后到过英国、法国、比利时、卢森堡、德国、丹麦、瑞典、瑞士、意大利等国,向各地侨胞积极宣传抗日。吉鸿昌到欧洲后,就积极联系到苏联去参观,为此曾在德国等了半个月。由于国民党驻欧各使、领馆的阻挠,这一夙愿,终未实现。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进攻上海。吉鸿昌闻讯,立即结束了欧洲之行,乘船回国。

  二月二十八日,吉鸿昌回到上海那天,目睹 “高悬太阳旗之海船,往来频繁,……而排列整齐之日军舰十余艘,正集中炮火,向我吴淞炮台扫射,……我炮台守兵……不得已,只有以沉默报之。”“吴淞全市,尽成瓦砾; 浦西建筑,亦多破毁,江湾迤西,火光熊熊,黑烟阵阵,不下数起。”①心情十分沉重。他 “默念国家前途,心胆全为破碎” 、“泪竟不禁夺眶而出”②。在这民族危亡关头,他知道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担当起拯救国家与民族的重任。他现在急于要找到中共党组织,一心想带上队伍,奔赴抗日最前线,为中华民族贡献自己的一切,决不能再象以前那样,为军阀卖命了。很快,他找到了曾在西北军中当牧师的共产党员浦化人。浦化人当时正给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人员当翻译,吉鸿昌向他表示了自己要参加革命的心愿③。随后,吉鸿昌又与上海党组织的代表见了面,商谈了今后开展抗日救国活动的大计④。不久,他离沪北上,途经泰安时,上泰山会见了冯玉祥,向冯玉祥陈述了自己抗日的决心,并希望冯玉祥再次诚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图抗日救国⑤。

  吉鸿昌辞别冯玉祥,回到天津,就积极进行活动,联络各种抗日反蒋爱国力量,并很快与中央军委在平津一带建立起的华北政治保卫局建立了联系。五月,根据党的意见,吉鸿昌又秘密奔赴上海,同宋庆龄等爱国进步人士进行广泛接触,并参加了东北抗日救国后援会的工作。这时,他还秘密派人与仍在湖北地区被迫进攻鄂豫皖红区的旧部取得联系。八月,吉鸿昌决定亲自到湖北黄陂、宋埠一带收集旧部,然后起义投奔红军,参加革命。但他不知道,就在他离国出走期间,原旧部大部分已被蒋介石收买的收买、改编的改编,队伍中的进步力量也被监视起来,此时要想把队伍聚起、拉走,是十分困难的。吉鸿昌冒着生命危险,找到旧部第三十师,向官兵们讲述蒋介石的罪状,指明只有共产党、红军才能救中国。受到爱国官兵们的热烈拥护。但是,蒋介石很快得到了吉鸿昌回部队策动起义的密报,急令鄂豫皖三省“剿匪” 司令部参谋长曹浩森予以抓捕。吉鸿昌看到情况紧迫,只好决定带上三十师的一个团奔向苏区。由于敌人四面围追堵截,起义失败。吉鸿昌一行极少数人突出重围,进入苏区。在红安县的长冲,吉鸿昌先见到鄂东游击部队司令员郑位三,随即受到沈泽民、徐海东等苏区负责人的热烈欢迎。在苏区期间,吉鸿昌与沈泽民等苏区领导人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和抗日救国的方针,常常竟日不倦①。一次,吉鸿昌表示要参加红军时,徐海东说: “你不如独树一帜,自己另干起来,我们可以南北呼应打击敌人,这样比起义的作用大。” 吉鸿昌同意了②。由于吉鸿昌有重任在身,不能久留,临别时,他把自己的望远镜、金怀表和养目眼镜,分赠给沈泽民、徐海东等苏区领导人。在红军派人护送下,吉鸿昌先抵上海,后秘密回到天津,向党组织汇报了此行的全部情况。就在这一年秋,吉鸿昌被光荣地批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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