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简介生平经历 聂耳是怎么死的 聂耳为何去日本

时间:2017-02-18 18:15:00 来源:8794网 编辑:小霸气

  人民音乐家聂耳,原名聂守信,号子义(后改为紫艺) ,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五日出生于云南昆明,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在日本鹄沼海滨游泳溺水遇难,时年二十三岁。郭沫若一九五四年为聂耳撰写的碑文中,誉他为“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鼙鼓”; 称赞他所谱的《义勇军进行曲》,“闻其声者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壮然而宏志之气,毅然而同趣于共同之鹄的。”

  (一)

  聂耳的祖籍在云南省玉溪县。他的父亲聂鸿信是个中医,光绪末年由玉溪迁到省城昆明,在甬道街开了一个叫 “成春堂”的小中药铺,聂耳就诞生在这个中药铺的楼上。聂耳有两个姐姐,三个哥哥,他最小。他四岁时父亲病逝,从此家境贫困,全家的生活重担落在他母亲一人身上。

  聂耳的母亲彭寂宽,是一个勤劳而倔强的傣族妇女。她原来就随丈夫学会了一些医药知识,帮助丈夫配方制药。丈夫去世后,她一面继续经营“成春堂”药铺,行医卖药,一面帮人做针线、洗衣服,依靠微薄的收入来养活全家。她把自己的欢乐和幸福全寄托在孩子身上,用全部的心血来教育他们成长,平时对他们的要求很严格,不允许他们沾染半点不好的习气。

  一九一八年,聂耳进入昆明师范附小读书。他学习刻苦用功,各科成绩都很好。初小毕业后,因为家里拿不出十多元钱来做当时学校规定的“童子军”制服,只好转到私立的求实小学继续念高小。

  童年时代的聂耳,就受到云南丰富而优美的民间音乐和地方戏曲的熏陶。他的母亲是他的第一个民间音乐启蒙教师。母亲会唱许多民歌,在给孩子们讲故事时,有时就情不自禁地唱起一些优美动听的曲调。这些民间曲调好象种子,深深地播在聂耳幼小的心灵里。幼年的聂耳,也常去茶馆听滇剧清唱,逢年过节又跑到近郊去观看农民表演花灯,还常常一个人到郊外听农民“对歌”。他的记忆力特别好,白天听了别人唱的调子,晚上能原原本本地唱给家里人听。聂耳十岁时,跟邻居一位姓邱的木匠师傅学会了吹笛子。后来又学会了拉二胡、弹三弦和月琴。求实小学组织了一个学生音乐团,聂耳在音乐团里除了演奏乐器,还担任过指挥,从小就显示出非凡的音乐才能。

  一九二五年,聂耳小学毕业了。当时昆明一般的中学都要学生在学校搭伙住宿,收费较高,只有联合中学招收走读生。聂耳和一些较贫寒的学生都争着报考联合中学,他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为该校插班生。

  聂耳进入中学的时候,正是全国学生运动高涨、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革命大风暴即将到来的信号传遍各地,也冲击着偏僻的云南。上海掀起的“五卅”运动,以及接踵而来的各地工人的罢工斗争,深深地触动着聂耳。他在一篇作文中写道: “自 ‘五卅’ 惨案发生以后,国内罢工之风潮纷纷四起。始有上海之纱厂,次则商务、中华二书局,而最近有电报局及汉阳铁厂之罢工。……此为何也?盖受资本家之压迫,生计之日高,工资之不敷故也。” “吾人欲免除罢工之患,非打破资本阶级不可。”这说明少年时期的聂耳,已朦胧地受到了革命风潮的影响。

  一九二七年聂耳初中毕业, 同年秋季报考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是当时昆明唯一的公费学校,因此报考的人很多,而录取的比例只有十分之一,但聂耳仍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该校高级部(相当于现在的中等师范) 英文组。他非常珍惜这一难得的学习机会,除了认真读书外,对音乐、戏剧、文学、美术、体育都有着广泛的兴趣。在学校里,他是文艺活动的最活跃的分子,演剧时经常扮演女角 (因当时实行男女分校) 。因为他曾在《克拉维歌》一剧中扮演过女主角 “马莉亚”,后来 “马莉亚”竟一度成了他的外号。

  当时云南已建立了中共云南省临时工委和共青团省委。省师是党团组织秘密活动的重要据点。党团员通过阅读进步书籍、交朋友等活动,在学生中传播革命思想,发展组织。聂耳阅读了《东方杂志》的“李宁专号”(李宁即列宁) 、《创造月刊》,以及鲁迅的《呐喊》、《彷徨》等多种书刊,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启发与教育。后来还在党团组织的帮助下,直接阅读过一些马列主义的著作。他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的寒假日记中写道: “今天早晨我读了几页马克思的文件。”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云南新上台的军阀由于正忙于内部混战,还未来得及对付革命群众运动。一九二八年初,龙云在与其他军阀的争斗中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即步“四·一二” 、“七·一五” 的后尘,开始执行将介石的“清共”政策。三月三十日,共产党人赵琴仙、陈祖武、罗采惨遭杀害。聂耳亲眼目睹了赵琴仙等烈士宁死不屈,英勇牺牲的壮烈情景。在新军阀制造的白色恐怖下,聂耳没有退缩,而是更勇敢地为追求革命真理而斗争。一九二八年秋,在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下,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积极参加秘密印刷和散发传单等革命活动。

  一九二八年后,中共云南省临时工委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的精神,将工作重点逐步转移到农村和工矿区。聂耳当时一方面为革命事业不能迅速推进而苦闷,一方面感到云南社会风气闭塞,一心想到外省开拓眼界、增长见识。因此,他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瞒着家里报考了驻扎在湖南的云南十六军的学生军。离昆明前,他以为学生军就是军官学校。但到了湖南,却一律被编入新兵队。后来得到同学的帮助,才脱离新兵队,当了一个上士文书。次年三月被编入“军官团” ,四月被遣散。几个月的士兵生活,使他有机会接触那些朴实的青年农民,对他了解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思想,起了一定作用。

  一九二九年五月初,聂耳由广州回到昆明,仍到省师原班读书,同时继续参加党团组织领导的各种革命活动。这以后,他特别加强了对马列主义著作的学习。在五月二十三和二十四两天的日记中,他曾写下了自己的学习心得笔记: 唯物史观,经济条件绝对律: 人类意志的决定是绝对受经济条件之支配。马克思说,物质是历史的重心。唯物史观认为生产方法的变动为一切制度变动的标准。马克思说,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进化的原因。要有阶级斗争,社会才有进步,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进化[的]直接动力。马克思说,资本家所得的利益是剥夺劳动者的过剩劳动力创造的价值;资本集中是资本主义自己造坟墓。这说明聂耳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和观点,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

  聂耳在继续参加革命活动的同时,还经常参加各种音乐演奏活动。他有时在一些“同乐会”、“恳亲会”上演奏小提琴; 有时在一些晚会上表演口技、双簧、魔术等节目。还经常与一些朋友在一起演奏中外名曲。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一日,由于云南军阀内部的混战,在昆明引起了一场空前的火药爆炸事件,三千余家居民的房屋被炸毁,死伤人数在四千以上。昆明街头、无家可归、无米可炊的灾民不计其数。中共云南省临时工委成立了 “互济会”的群众组织,发动募捐救灾; 在昆明学生中也成立了 “七一一青年救济团”,聂耳被选为青年救济团的主要成员。他在协助灾民解决衣物、住宿、卫生、教育和开展宣传工作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还发动灾民到军阀政府请愿,要求严惩祸首,赔偿损失。反动派对此大为恐慌,派军警四出逮捕学生。聂耳在群众的掩护下侥倖走脱,到乡下去躲避了一段时间。

  一九三○年初,云南新军阀的混战基本结束,龙云的独裁统治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又回过头来镇压革命人民,许多共产党人被捕被杀,也有少数不坚定的分子当了可耻的叛徒。这年五月,叛徒供出了聂耳参加共青团的情况。抓人的黑名单已经摆在法院院长的桌子上了。这个院长的儿子与聂耳的三哥是同事,他看到黑名单上有聂耳的字名,马上偷偷跑到聂耳家里报信。家里很快去学校把聂耳喊回来,让他躲藏起来。但这终不是长久之计,一家人都为他的安全担心。刚好这时有个商人邀约聂耳的三哥去上海的一家名为“云丰申庄”的商号帮忙,经征得这个商人的同意,家里决定让聂耳顶替他三哥去上海。七月十日,聂耳告别了亲人,取道越南前往上海。

  (二)

  一九三○年七月十八日,聂耳只身到了上海,在“云丰申庄” 当伙计。

  上海是帝国主义、封建买办阶级和一切反动腐朽势力的大本营,同时又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是左翼文化运动的中心。聂耳一进入社会,就投身到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中。但良好的家庭教育和革命斗争的锻炼,使他完全能够把握正确的方向,知道怎样去适应这样一个新的环境。他在给他二哥的信中说: “繁华的上海,藏污纳垢,您的弟弟早深深地感到。请您象以前一样地相信他,他决不会误入歧途的。”

  “云丰申庄”的经营业务只有一桩,就是从上海采购香烟邮寄昆明销售。他们靠一个在邮局工作的股东瞒过高额的特种消费税,从中牟利赚钱。聂耳负责采办、包装和发放香烟回云南,每天劳动达十小时以上。开始没有工薪,只供食宿,后来每月发拾伍元钱,除吃饭外,也仅够添些衣服和零用。这个商号在虹口公平路的一条弄堂里,居住条件很差,周围环境杂乱不堪。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聂耳仍坚持学习英文、日文,学习革命文艺理论。一九三○年十月十九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看了几篇革命文学论文,指示给我现在艺术运动的主要任务是要大众化。” “今后我们研究和创作文艺的方针将改变”,要“向着新的艺术运动的路上跑去。”在工作之余,他还经常练习口琴、二胡。他最喜爱的乐器是小提琴,可是靠那几个仅能糊口的薪俸是买不起的。直到一九三一年二月,他替云南戏院租了几部上海影片,因而得了一百元的酬劳。他把这笔钱一半寄给母亲,另一半买了一把廉价的小提琴和几本乐谱,才使多年的心愿得以实现。

  在极端困难的环境里,聂耳仍然没有忘记昆明的斗争生活。每逢“八一”南昌起义纪念日和苏联十月革命节,他总是兴奋地注视着街头,希望能看到革命群众迎接节日的纪念活动。可是每次都使他失望。他在一九三○年八月一日的日记中写道: “上海的‘八一’ ,料想中不会这样,因为租界已经先期严密防犯。今天的报纸开始便是‘今天八一华租界严密防犯。” 到上海两个多月后,聂耳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反帝大同盟和一些群众性的示威游行。

  一九三一年三月,“云丰申庄”因漏税的事情败露,受到巨额罚款后倒闭。聂耳随之失业。正当他徘徊街头、为寻找工作而四处奔波的时候,突然从报上看到了明月歌剧社招考乐队练习生的广告,待遇除供给食宿外,每月还津贴十元零用钱。这对聂耳是个多么难得的机会呀! 它不仅可以解决眼前的温饱问题,更重要的,这是一个专门从事音乐的地方。

  四月,聂耳考入了明月歌剧社。从此,正式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他一心钻入艺术之宫,勤奋刻苦地学习他最喜爱的小提琴演奏,每天练习的时间都在六个小时以上。那时候,他的日记中经常出现“一天的小提琴生活”这样的字样,外界的一切仿佛都被他忘却了。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半年多的勤学苦练,聂耳的小提琴演奏技巧有了很大提高,成了乐队的主要小提琴手。

  聂耳到明月歌剧社时,用的是“聂紫艺”的名字。因为他有一付天生的十分敏锐的耳朵,擅长模仿别人说话的声音和腔调,又因为他姓聂,因此很多人就叫他“耳朵先生”。后来他索性在自己的姓下面加一个“耳”字作名。因为这个名字叫起来很顺口,很快便被大家传开了。

  在明月歌剧社里,聂耳除了伴奏,还经常登台演出。一九三一年七月初,他参加了明月歌剧社在北京大剧院的演出。这是聂耳第一次在上海登台表演。那几天天气很热,每天要连续演出三场,非常吃力。但他一连演了四天,总共才得到六块钱的报酬。为此,他在七月四日的日记中写道: “资本家的剥削,着实是无微不至啊!”“细想一下,这种残酷的生活,也不亚于那些工人们大汗淋漓地在那高热的机械下苦作。”聂耳愿将自已比做劳苦的工人,这在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中是很难得的。

  聂耳在繁忙的演出和专心学习小提琴之余,还通过看电影、听唱片、听音乐会等等活动,来提高自己的音乐鉴赏能力,并刻苦自学各种音乐知识和作曲理论,研究和声和钻研民族音乐。这些,都为他后来的音乐创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在紧张而艰苦的工作和学习中,聂耳没有放松自己主观世界的改造,经常进行自我反省,严格要求自己。一九三一年七月十日,即聂耳离开家乡到上海刚满一年的时候,他在日记中对自己作了这样的反省: “在这一年中,我的生活虽有小小的变迁,但仍不如我计划中的一年应有的进步。”他感到自己 “背驰了原定的路线”,“放松了某一种思想的发展”,认为头等重要的事情应该是学习革命理论,用马列著作来武装自己。因而他开始制定学习计划。当学习计划订出来的时候,他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愉快”,兴奋地在日记中用英语写道: “现在的聂耳,不是过去的聂守信! ”这以后,聂耳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反杜林论》等马列著作,并取得了很大的收获。他在八月十六日的日记中写道: “不论你从那条路跑,你对于哲学的基础不稳定,终于是难得走通的。” “新的脑子的培养,不是用一个模型一套,便一次铸成永不会腐破的。它正如一棵幼小的植物,随时都要合理的灌溉”。否则,“它的一生总是枯萎不振的。”这说明此时的聂耳,从自己的艺术实践中,已经认识到要不断学习革命理论,不断武装自己的头脑,不断改造思想,才能符合时代和人民的要求,永葆艺术的青春。

  继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一九三二年上海又发生了“一二八”事变,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热潮汹涌澎湃。上海爱国军民不顾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阻挠和破坏,自动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的进攻。急风暴雨的斗争,更加唤起了聂耳的战斗激情。他对自己过去一度脱离革命斗争,单纯追求音乐艺术的倾向,进一步作了无情的批判。就在“一二八”事变后的十天,即一九三二年二月七日,他向自己提出了“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的问题。他在日记中质问自己:“象过去这样,一天几个钟头刻苦做基本练习,练了几年,几十年,成为一个小提琴名家又怎么样?你能兴奋起、鼓动起劳苦群众的情绪吗?”他对这个问题,作了断然否定的回答: “不对,此路不通,早些醒悟吧!”

  就在这时,党组织向他伸出了热情关怀的手。一九三二年四月,聂耳与革命戏剧家、诗人田汉发生了联系。据田汉后来回忆,在他们初步会晤中,聂耳谈了他的政治见解和艺术见解,倾吐了他对共产党的渴望、仰慕和寻求,表示要好好学习,把自己的一切才能都献给党。

  党组织的培养和教育,使聂耳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在外敌入侵,民族危亡的严重时刻,明月歌剧社仍然演出一些与时代的脉搏和人民大众的需要格格不入的轻歌漫舞,聂耳对这种状况深为不满。一九三二年七月,他在左翼刊物《电影艺术》上,用 “黑天使”的笔名,发表了题为《中国歌舞短论》的文章,以鲜明的阶级观点,尖锐地指出了明月歌剧社和中国歌舞界所存在的问题,批判了为歌舞而歌舞的观点,主张歌舞必须为大众服务,指出了今后发展的方向。可是这些正确意见,却引起了明月歌剧社一些人的忌恨。这年八月,聂耳以叛逆者的姿态,愤然离开了明月歌剧社。

  八月十一日,聂耳由上海到了北平。九月,他报考北平艺术学院未被录取,只好花钱去找一个叫托诺夫的俄国私人教师,继续学习小提琴。聂耳刻苦学习的精神和优秀的成绩,受到了托诺夫的称赞。

  聂耳通过上海左翼戏剧家联盟,很快与北平剧联取得了联系,参加了他们的演出活动,曾在高尔基的独幕剧《血衣》中扮演角色。十月二十八日,清华大学邀请北平剧联去演出。当时的斗争很激烈,空气很紧张。在演唱《国际歌》时,台下的右派学生起哄捣乱,有的还往台上扔石头,担任钢琴伴奏的人被吓跑了,聂耳不畏强暴,仍坚持用小提琴把这首无产阶级的战歌演奏完。

  聂耳参加了北平左翼音乐家联盟的组建工作,协助他们草拟组织大纲,召开成立大会,使北平音乐家联盟很快组织了起来。

  聂耳在北平期间,还经常深入贫民区天桥等地,收集北方民族和民间音乐素材,体验劳苦人民发自内心的呼声。在九月十一日的日记中,他写道: 我“攒入了一个低级的社会。在这儿,充满了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有的在卖嗓子,有的在卖武功,这些吼声,这些真刀真枪的对打声、锣鼓声……是他们生命的挣扎,是他们向敌人进攻时的冲锋号。”

  十一月初,北平的天气已经很寒冷,而聂耳的棉衣还在上海的当铺里。他没有考上学校,工作也无着落,不得不决定重返上海,另外寻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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