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尚志简介生平经历 赵尚志将军的故事 赵尚志的英雄事迹

时间:2017-02-14 17:21:00 来源:8794网 编辑:小霸气

  赵尚志,黄埔五期学生,曾任黑龙江珠河县游击队长、抗联三军军长、抗联总司令。他以顽强意志,忍受着饥寒交迫的困苦,率领军队战斗在松花江两岸,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或诱敌深入,或分散兵力,避实就虚,或集中兵力,攻击敌后,有效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取得了许多重大胜利,有力地配合了全国抗日战争,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赞扬。赵尚志一生经历坎坷,两次被捕,两次被开除党籍,受骗误入苏联国境,被关押一年多,但他意志坚决,信仰坚定,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忠贞不二,最后被潜伏在革命内部的特务枪击而牺牲。

  

  赵尚志,辽宁省朝阳县喇嘛沟人。1908年10月26日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兄妹11人,他排行第六。父亲赵子服,清末秀才,在家乡教私塾。全家生活主要靠他父亲教书和长兄种地的收入来维持。

  赵尚志的童年时期,祖国东北的人民,外受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内受封建军阀的压迫和剥削,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东北人民掀起了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和东北军阀的激烈斗争,赵尚志的父亲赵子服也在家乡投入了自治运动。1917年初,他带领愤怒的群众打死了几个抢掠百姓、强奸民女的官兵,被迫和长子逃离家乡,到天津避难。其家被官兵洗劫焚烧一空,年幼的兄弟姐妹随母亲住在一家亲戚的马棚里,过着悲惨的生活。

  后来,赵子服经同乡介绍,到哈尔滨一个资本家开设的“吕家大柜”里当了账房先生。1919年春,赵尚志随家迁居哈尔滨。为了生活,他的大哥去苏联做工,二哥到一个俄侨家当车夫;年仅11岁的赵尚志也不得不走向社会去谋生。他给俄侨老板当过佣人,在哈尔滨道胜银行当过信差,在一家银匠铺当过学徒,先后五年,受尽了资本家的凌辱和欺压。坎坷的经历,使赵尚志成长为一个吃苦耐劳,具有倔强性格和反抗精神的少年。

  赵尚志跟随父亲读过三年私塾,因生活困难而辍学。后来,在苏联做工的大哥寄钱接济家用,家境稍有些好转,才重新得到求学的机会,经过半年补习,于1925年2月考入哈尔滨许公工业学校。他深知自己读书不易,所以学习特别勤奋。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以来进步思想的影响下,他在学校里串联进步同学组织了秘密读书会,阅读了孙中山、李大钊的著作和鲁迅、高尔基的作品,还经常看《晨报》、《拓荒者》、《现代学生》等报刊。他和同学们一起谈论学习体会,探索救国的道理和青年的出路,常常到深夜。他还与工大、医专、法大的进步学生经常来往;通过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进步学生吴宝太,结识了中共哈尔滨特别支部书记吴丽石和负责青年工作干部彭守朴。

  1925年“五卅”惨案后,哈尔滨市的大中学校学生和东北各大中城市的学生一样,冲破了反动军阀的控制,纷纷起来开展反帝爱国斗争,声援上海工人和学生。这时,赵尚志在吴丽石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参加了斗争。他们组织宣传队带领学生进行街头讲演,揭露英、日帝国主义的野蛮暴行,号召支援上海工人和学生的正义斗争,开展抵制日货运动;并且组织了沪案后援会,开展募捐活动,把大量捐款寄往上海,救济受难的工人和学生。1925年夏,经彭守朴的介绍,年仅17岁的赵尚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

  赵尚志入党后,工作更为积极。他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地在哈尔滨各学校中做革命宣传,组织学生开展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因而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经常有便衣特务跟踪,使得全家人为他担心。母亲对他更是放心不下,劝他停止活动,暂时躲避,而赵尚志却处之泰然。有一天,他又回来得很晚,比他小两岁的妹妹好不容易把他等了回来,边哭边对他说:“哥哥,你是不是革命党?老师说是革命党就要被抓去枪毙,我害怕……”赵尚志微笑着对妹妹说:“不要害怕,哥哥干的是爱国的事,你要相信哥哥。”[2]

  为了吸收更多的学生参加革命斗争,赵尚志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在许公中学发起组织学生会。6月末的一天,他在哈尔滨西菜市场后边草地上召开的学生会筹备会上发言说:我们必须同全国各地学生一样,要组织起来,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更有力量地去跟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这次会议上,他被推选为学生会副会长。这是哈尔滨市最早的学生会组织。反动统治阶级把学生的革命行动视为“大逆不道”,从东省特区教育厅厅长到许公学校校长一起出动,要扼杀学生会组织。狡猾的校长熊某,在一次早会上,讲了一通什么“自治之道为立身之本,是修养之基”[3] 的美言之后,还假惺惺地请学生会代表上台讲演。年幼的赵尚志未能识破其伎俩,跳上讲台,慷慨激昂的讲述了学生会的宗旨和成立经过,号召同学们积极参加学生会的活动。他的讲演博得了同学们的热烈掌声。熊校长也佯作笑容,假意拍手赞同。但不久赵尚志等三人被叫到校长室,挨个盘问。那个熊校长对他们进行利诱和威胁,让他们宣布解散学生会,“埋头读书,不要图谋不轨”。赵尚志等拒绝了这个“命令”。熊校长便以“不守校规”的罪名,宣布把赵尚志和另外两名学生开除,并亲自将他们三人赶出校门。目睹这一情况的一位同学对当时的情景作了这样的描述:“过了两个小时,他们从校长室回到了教室。满面怒容的校长跟在后边,透过眼镜怒视着他们。这三个学生回到自己书桌前从容地收拾书籍,丝毫没有匆忙急迫的样子。这种沉着无疑是对校长的无声的抗议。熊校长更气急败坏,举起拳头喊叫:‘你们这样放肆,我就叫警察来。’但这三个学生从容地把书挟在腋下,一声不响地从教室走出去。他们压下了胸中的愤怒,态度非常安详潇洒。真是不愧为战士的风度。全校的同学、教师看着他们从校门走出的样子,都是默默无言。”[1]

  赵尚志被无理开除出许公学校后,在《黄浦潮》上看到了介绍黄埔军校的文章,便下决心为革命去学军事。当这个志愿得到了党组织的批准之后,他又耐心地说服父母,取得了家庭的同意。中共哈尔滨特支书记吴丽石为他写了介绍信,并亲自给他筹款做路费。

  赵尚志千里迢迢来到广州,已经是11月初,黄埔军校的招生考试早已结束,不再办理补考手续。这一意想不到的情况,并没有动摇他学习军事的决心。他天天到学校去恳求,终于得到了许多革命教师的同情,经校方批准,被接收为第五期入伍生。赵尚志的文化基础较差,体质也弱,入学初,他课程学习跟不上,训练也很吃力,特别是骑马训练时,他动作迟钝,总落在别人后边。但他毫不气馁,比别人付出了加倍的精力和时间,使各门学课和术科很快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他还积极参加了课外政治讨论会,每发表意见,都有独立见解,因而受到教师和学生的重视。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同蒋介石支持下的军事法西斯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26年3月,蒋介石策动了反苏反共的“中山舰事件”,逮捕共产党员。在周恩来领导下,赵尚志积极参加了张贴反对蒋介石逮捕共产党员的抗议书和营救被捕共产党员的活动。同年5月,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要求黄埔军校学生表明党籍,不准跨党。赵尚志毅然退出黄埔军校,按照党的指示,返回了哈尔滨。

  

  1926年夏,赵尚志到中共哈尔滨地委,先后在哈尔滨领导学运,在双城从事建党,在长春开辟党的工作。同年10月中共长春支部正式成立,赵尚志负责党的长春通讯站。11月,根据地委指示,利用国共合作的条件,他又和一些国民党员一起成立了国民党吉林省党部,担任常务委员兼青年部长。不久,赵尚志的活动被日本特务机关发现告密,奉系军阀驻长春宪兵将他和另一共产党员逮捕入狱。1927年3月8日的《盛京时报》报道这一消息时称:“本月二日午后三时余,驻长春宪兵分所照会日警署,在附属地三道通四十二番地楼上查获韩守本(二十岁左右)、赵尚志(十八岁)[1]。尚在其住宅搜查出党印一颗,其文曰:中国国民党吉林省党部之印,党书十余本,印刷品、宣传单等……实系受委东来宣传共产主义不讳。”

  赵尚志被捕后送进吉林第一监狱。敌人的严刑拷打和诱惑哄骗都没有动摇他的革命意志。他不但没有暴露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而且一刻也没有停止革命斗争。他利用各种办法接近那些因反对奉系军阀而被捕的“政治犯”,鼓励他们坚持斗争。他还经常从牢房的铁栅口伸出头来,向看守人员宣传爱国主义思想,揭露军阀政府镇压革命、卖国求荣、涂炭百姓的罪行。

  这个监狱有个姓王的监狱长,肆意虐待“犯人”,克扣“犯人”的伙食费肥私,使“犯人”的身体和精神遭到严重摧残。赵尚志利用省长派人视察监狱的时机,组织难友们开展了要求改善待遇,反对克扣伙食的绝食斗争,迫使吉林省省长张作相调走了那个监狱长,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狱中规定每周上一次“教诲课”,妄图用灌输封建主义思想,来劝诱“政治犯”“改邪归正”。赵尚志则把上“教诲课”当作向狱友进行宣传的好机会,当堂提出问题,并同“教诲师”辩论。有一次,他一连提出三问:反对帝国主义犯的是什么罪?中国人爱中国犯的是什么罪?军阀无故抓人投狱犯不犯罪?他的质问和辩论是非分明,义正词严,博得了难友们的称赞。那位“教诲师”最初被驳得瞠目结舌,无话可答;经过多次辩论,他也逐渐被赵尚志忧国忧民的精神所感动,决心弃恶从善,毅然站到革命方面来,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多次掩护共产党员的活动。赵尚志出狱后,引导这位同志参加了革命,还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

  1928年12月张学良改旗易帜后释放了狱中的国民党员,而赵尚志仍被作为“赤色分子”监禁在狱中,并于1929年3月押送到南京。在南京审讯时,赵尚志态度坦然,一口咬定自己是因国民党案而被捕的,仍然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同年5月20日,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奉南京政府司法部之令对赵尚志案进行审理,认定他是“三民主义之忠实信徒”,即行开释。赵尚志出狱后回到哈尔滨,立即给中央组织部写信汇报狱中斗争经过,并请求党分配工作。6月,他被派到中共北满特委负责学生运动。

  1929年底,赵尚志到沈阳,在中共满洲省委机关做团的工作。不久,省委负责人刘少奇派他到上海中央训练班学习。一个月后,又在团中央训练班学习。在这里他听到周恩来、李立三等的讲课,眼界更开阔了,理论上的修养也加强了。回沈阳后,他奔走于青年学会、外交学会、东北大学、同泽中学、翠升艺术学院及银行等单位的进步青年、爱国人士之间,组织讲演会,举办团干部训练班,发动青年学生进行革命斗争。

  1930年4月12日,奉天( 沈阳) 国民外交学会举办讲演会,主讲的是一个刚从美国回来的人。他在讲演中把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吹嘘成“天堂”。为了揭露这种欺骗宣传,争取群众参加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赵尚志根据党的指示,组织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参加了这次讲演会。正当主讲人讲得口沫横飞,得意忘形的时候,赵尚志从容不迫地从座位上站起来问主讲人:美国一般工人的生活状况怎么样呢?美国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矛盾如何呢?美国的殖民地人民反抗斗争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他又向外交学会提出质问:“前几天日本人无故打死中国人一事,外交学会为什么置若罔闻?这种态度是否违背民族利益?”[1] 这一连串的质问,引起广大听众的共鸣,会场上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使会议主持者和主讲人十分尴尬,只好把讲演会草草收场。但散会之后,赵尚志第二次被捕入狱。由于同时被捕的杜兰亭叛变,赵尚志的身份暴露了。

  敌人为了得到中共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党组织的情况,在赵尚志被捕后的三天之内,宪兵侦缉队长雷恒武亲自出马,对他进行了四次审讯。敌人先用花言巧语哄骗赵尚志说:只要你交出共党组织的情况,承认自己“年青幼稚,误入歧途,悔过自新”,就立即释放你。赵尚志看穿了敌人的卑鄙伎俩,当即严词斥问:“青年人爱国有什么罪?难道爱国是误入歧途?”雷恒武恼羞成怒,收起软的一套,对赵尚志施用了各种酷刑。赵尚志毫不屈服,严词痛骂雷恒武是“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封建军阀的孝子贤孙”。当场目睹此种情景的看守们在背后钦佩地说:赵尚志“真是英雄,有中国人的骨气!”不久,张学良派秘书来劝诱赵尚志说:只要你声明脱离共产党,要学习,可以派你到日本留学,要当官,可以安置好差事。赵尚志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我是爱国青年,国难当头,救国的事业我要坚决干到底!”[1]

  不久,敌军法处长阎白川、侦缉队长雷恒武、司法科长王冠山及教育厅特派员等头目出面,对赵尚志等进行会审。那天,军法处长阎白川刚开口,赵尚志和同案被捕又一同受审的其他同志,都异口同声地控诉侦缉队非法捕人,严刑逼供,强迫画押的野蛮暴行。雷恒武处境十分尴尬。他为了挽回败局,让叛徒杜兰亭出庭作证。革命者大义凛然的形象,吓得叛徒出庭后不敢吱声。雷恒武气得暴跳如雷,狠狠地打了杜兰亭一记耳光。这次会审不仅没有审出新的情况,连旧的供词也一起推翻了。军法处长无可奈何,只得宣布退庭。敌人对赵尚志等人束手无策,只好把他们送到奉天第一监狱未决监里继续关押,将此案搁置起来。

  被关入第一监狱不久,赵尚志等人与满洲省委取得了联系,根据省委的指示成立了狱中党支部。由于狱中的非人生活,瘟疫严重蔓延,每天都有几个难友丧失性命。面对这种情况,在党支部领导下,成立了由赵尚志等三人组成的经济委员会,对革命互济会和各家属送来的钱和药品,按轻重缓急统一分配使用,对重病号给予细心照料,使许多难友战胜疾病,恢复了健康。 1931年的五一节,他们兴高采烈地组织了文艺演出,以鼓舞难友的斗志并教育看守。

  狱中党支部还组织了读书会,赵尚志带头参加,积极学习革命理论,为迎接新的战斗做好准备[2]。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党中央和满洲省委积极营救之下,赵尚志和其他同志于当年底一道被释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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