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简历 博古人物生平经历 博古的结局怎样

时间:2017-02-14 17:16:00 来源:8794网 编辑:小霸气

  博古,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同时又是中共历史上“左”倾教条主义的典型代表之一。纵观其一生,他由爱国而走向革命,他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曾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惨重的失败,但最终又以克服教条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而终其一生。就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思想发展道路是中国社会、中国共产党一段历史的缩影。

  

  博古,原名秦邦宪,字则民,1907年6月24日生于浙江省杭州市。出身望族,称得上世代书香。其曾祖父秦省吾,中年在陕西做幕僚,客死异乡。祖父秦香谷,1875年因误入江轮机器房受惊,患精神病,于 1901年9月17日病殁。父亲秦肇煌,字雨农,1869年生,1895年县试第一名,文名甚噪,是一位仪表堂堂、性情豪放的文人。他生平癖好饮酒赋诗,仗义疏财,但不事生产,不善经营家业;早年攻读法律,毕业于杭州法律学堂,清未曾先后在浙江省温州、宁波、兰溪等地任审判厅刑事庭庭长、统捐局局长等职。民国初年,一度在上海当助理律师。1915年因患肺病辞职,举家迁居祖籍无锡市。1916年10月,博古九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朱氏携带他及尚在幼年的弟妹寄居在大姑母许家。最初,他在离家较近的秦氏公学里受启蒙教育,以后,他先后在县立第二高等小学(今东林小学)和省立第三师范附小(今无锡师范附小)就读。少年博古,身体瘦长、单薄,性格偏于沉静,不喜欢运动和唱歌,但特别喜欢国文课,每读《左传》、《史记》,孜孜不倦。

  1921年夏,博古高小毕业后,曾报考荣巷工商中学,未录取,后考取江苏省立第二工业专门学校纺织科。20年代的苏州,像当时的中国社会一样,“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一方面是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把国家和人民推到多灾多难的苦海之中;一方面是逐步觉醒了的人民在酝酿着一场伟大的革命。当时,革命刊物《向导》、《中国青年》、《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在青年学生中已广为流传。恽代英、萧楚女相继到过苏州演讲革命道理,使博古在朦胧中渐见了前进的航标。他被革命新思潮所振奋,爱国主义思想开始萌发。

  1923年底,上海大学无锡籍学生安剑平、糜米浩等建立进步社团上海大学孤星社,后改名中国孤星社,并在无锡设有支部。不久,博古经表兄许广圻介绍加入该社。1924年1月,无锡在上海高校读书的学生缪斌、王启周等成立锡社。7月,中国孤星社和锡社达成相互合作的协议。8月17日,中国孤星社无锡支部举行会议,决定加入锡社,并确定博古为苏州委员会负责人。博古通过孤星社、锡社的频繁活动,加强了和上海、无锡等地爱国青年学生之间的联系。他经常发表文章于《无锡评论》,猛烈地抨击封建礼教、土豪劣绅的统治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1925年3月12日,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逝世,全国各地先后举行悼念活动。3月下旬,无锡进步团体、各界进步人士筹划举行追悼大会,博古参加了大会的组织筹划并在大会交际股工作。 4月15日下午,孙中山追悼大会开始,请恽代英在会上作了有关孙中山生平历史和政治思想介绍。这一活动在无锡引起了极大反响。这时,博古已是锡社的活跃分子之一,加入了国民党。“五卅”运动前夕,他又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5年5月底,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秘书姜长林到苏州,向博古叙述了“五卅”惨案情况。博古立即通知各校,到北局青年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采取多种办法声援上海工人的反帝斗争。这时,年仅18岁的博古,正患较严重的肺病,但他毅然表示:“国之将亡,焉顾我身,宁愿生为中华人,死为中华魂”[1]。6月1日,苏州“二工”学生举行声讨大会,担任学生会会长、苏州学联领导人之一的博古登台演讲,情绪激昂,当场口吐鲜血不止,与会者为之大恸。6月2日,苏州二十余校,共3000名学生汇集体育场举行反帝示威游行。博古坚持抱病参加,并主持了学联募捐活动。

  “五卅”期间,无锡的反帝爱国运动出现了两股势力。一股是由市公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保守势力。他们主张由政府出面交涉,民众只需作“文字宣传”,“呼吁当局援助”,不需要进行“三罢”,并竭力阻止群众运动。另一股是以青年学生为主要力量的后援会,即英日外人惨杀我国同胞无锡各界后援会。由锡社、孤星社、救国五七团、无锡协会,以及省立三师、实业中学、辅仁中学、荣氏女校等15个团体和一部分小学教师联合组成,主张成立抵制英、日外货调查仇货委员会,除宣传、规劝抵制英、日外货外,还需确实查禁仇货,广泛地开展募捐活动,援助上海工人。6月末,当沪案交涉处于停顿、沪锡运动渐趋滞缓时,博古参加了后援会的工作。他在后援会的一次会上,极力主张重新掀起运动高潮,造成革命声势。会后,他同安剑平等四人负责起草宣言,表明对当前运动的态度。6月25日,后援会在城中公园举行万余人的市民大会,各行业均派代表参加。博古在会上作了简短有力的演说,呼吁必须坚持交涉条件,提议撤换办理沪案交涉不力的蔡廷干、曾宗鉴。大会进行期间,他领呼“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国民革命万岁”等口号。随后,他参加了后援会查禁英、日货的活动。从7 月3日开始,博古不顾患病疲劳,提桅灯到通运桥下,登上轮船,爬入货舱,检查仇货。7月5日,无锡后援会继续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博古在会上提议三案:一、将所查英、日货一律充公拍卖,所得价银作救济失业工人的捐款;二、声援沙基惨案,实行通电,救济香港工人,出发演讲等;三、举行第二次募捐。会议通过一、二两案。第三案予以保留[1]。会后,博古带领部分学生,四处演讲,并继续查禁了大量仇货。

  在声援“五卅”运动的过程中,博古深感要取得反帝运动的胜利,必须要有明确的主义来指导。7月中旬,锡社改选领导机构,博古被选为主要负责人之一,任组织部主任和编辑部主任,负责编辑出版《无锡评论》。此后《无锡评论》几乎每一期都登有他的文章。他在《论军事教育——军事教育非不可有,唯须有主义的训练》一文中写道:“主义就是一种信仰,有了这种信仰做出发点,那么一切的活动,都为着主义而活动。他所信仰的主义,时时在鞭策他叫他向前去。”“如果我们有了主义,那么我们军事教育是为主义而奋斗的军事教育。”[2] 这里所说的主义是什么主义?他没有具体阐明。8月中旬,博古又写了《国民会议筹备初选》一文,明确表示他是新三民主义的拥护者。他在揭露段祺瑞的国民会议与孙中山的国民会议的根本区别时说,孙中山的国民会议,“就是孙先生主张,把全国已有的各种团体——如学生会、工会、商会、农会等——中推举代表起来,共谋国事,促进中国的和平与统一。段执政国民会议呢?他的用意和安福国会毫无差异”,“实在不过要给自己遮掩自己的狐尾”,“给士绅先生们挂头衔领干薪之用”,“徒令一二政客军阀假为粉饰太平之用而已”。“所以我们不希望任何爱国团体,费许多监视、纠察、竞争的心力于此御用的半爿头国民会议上!”[3]

  少年博古在爱国主义思想萌生、发展过程中,带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爱国之情十分强烈,急于变革中国的社会现状,表现出一种热切而急躁的情绪。如他写的《哙!五分钟了》、《病榻琐记》等文章,字里行间都流露出想要一下子就改变中国现状的激进情绪。他写道:“想着了上海流血的惨事,帝国主义的假面具一概打破了,……意想及之,热血如沸,披衣起坐,欲拔剑起舞”[4]。二是富有浪漫色彩,内容比较空疏,缺乏对社会现状的深入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正确方法。博古爱国主义思想形成和发展时期,正值他刚刚涉足于革命活动,时间不长,且局限于青年学生中,没有深入工农群众运动,使得他对中国实际缺乏了解。如他在《劫后无锡青年的四种责任》一文中,提出了无锡青年的四种责任:“第一,坚持的勇敢的,反对一切大小侵略者;第二,救急的迫切的,打倒一切腐绅恶官僚;第三,热心的猛烈的,提高邑民常识,指挥民众;第四,坦白的严厉地攻击一切社会上种种鬼魅的行为”[1]。这里面提出的都是空洞的口号,没有具体的分析和切实的办法。但是,尽管如此,少年时代所形成的这种爱国主义思想,对博古后来思想的发展仍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25年夏,博古从苏州“二工”毕业了。这时,他的妹妹邦范正在苏州女师求学,弟弟邦礼为解决家庭生计困难,不得不辍学到复元钱庄去当学徒。自己是就业,还是升学,继续探索救国真理?为此,他彻夜不寐,反复思考,最后终于决心不顾一切困难奔赴上海,投考上海大学,以实现自己的社会政治抱负。

  9月,博古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上海大学是1922年由国共两党共同努力创办的一所旨在“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的新型学校。学生中不少是在“五四”运动中受过锻炼,被当地反动力量压迫失业失学的进步青年。博古在上海大学学习期间,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数量极少的马克思主义文学书籍,结识了一些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在思想上给了他以极大的影响。他回顾了近几十年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历程:从1900年的农民暴动到“五四”时期,人民提出的口号“依旧是很笼统的糊涂的”,“自五四至五卅——人民所受予军阀的痛苦,同时也可知道民众政治要求的日趋明确。”“八十年来政治思想的变迁也是跟着八十年的经济变化,而且日趋明确。”“再如因为有了许多工厂,就有了许多产业工人,因此呢就有了阶级争斗的发生,陈独秀才有共产主义之信仰。”[2] 他多次听取瞿秋白、恽代英等人的演讲,领悟其中的道理,从思想上开始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1925年10月,博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上海大学的全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并在校内帮助建立了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区分部。博古是该分部的负责人之一。1926年初,他开始担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书记。“五卅”运动后,上海的工人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各行各业都成立了工会,需要大量干部。上海大学先后有大批的学生教员被派往党的基层组织,有的还被派往外省市。1926年底,博古以他出色的工作成绩,被派往苏联深造。

  

  1926年11月,博古离开上海,经过几个月的旅行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

  莫斯科中山大学创办于1925年秋,是一所专门帮助中国训练革命干部的学校。1925年底至1930年初,苏维埃俄国的经济状况仍然艰难困窘,特别是1927年发生粮食危机后,人们不得不节衣缩食。然而,“中大”学生却受到不寻常的、优厚的生活待遇。更使人耳目一新的是,学校开设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共产主义、军事学、俄国革命和东西方革命运动史等课程,这些对于只知少量传统的中国哲学,对西方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知之甚少的中国留学生来说,犹如进了知识的王国。博古当时曾经感慨不已:“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这么多马列主义书还不能治中国”[1]。他踌躇满志,决心努力学习精通马列主义,以挽救中华民族于倒悬。

  然而,这所表面平静的学府,也卷进了当时联共(布)中央的阶级斗争以及派别斗争的政治旋涡中。

  早在1924和1925年间,围绕着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命运和前途问题——落后的苏联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经济;沿着什么方向进行经济建设等问题,在联共(布)中央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歧。特别是1927年中国“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围绕着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等问题,这种分歧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11月7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的游行活动中,一些中山大学学生高呼拥护托洛茨基的口号,这使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极为震惊。这一事件加剧了联共(布)党内反对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的斗争。同时,也引发了中山大学学生之间的派别之争。

  1927年初夏,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卡尔·拉狄克由于支持托洛茨基而被撤销职务。因为那时副校长巴维尔·米夫在中国执行特别使命,联共(布)中央任命中山大学的教务长阿古尔接替拉狄克代理校长。阿古尔利用当时学校管理上的权力真空,力图为自己捞到校长职位。他争取到了几个有影响的学生的支持,如周达明、俞秀松等,根本不把联共(布)支部局书记谢德尼可夫放在眼里。这样,在“中大”形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以阿古尔为首的教务派和由谢德尼可夫领导的支部派。中山大学的许多学生对这两派之间的权力斗争极为反感,不参加任何一派,从而形成第三势力。当米夫从中国回来时,为了制止这场派系混乱,他依靠第三势力并联合支部派,搞垮了阿古尔的教务派。不久,米夫被正式提升为校长。支部派的王明在这场斗争中是积极的组织者之一,成了米夫的主要心腹。

  当中山大学这场派系斗争刚告平息,反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又随之而起。1927年10月23日,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出联共(布)中央,三周后,他们又被开除出党。与此同时,斯大林指令对中山大学的托派活动进行彻底调查。这次调查持续数月之久,一些托派学生重者被放逐回国,轻者留党察看,送到工厂去改造思想。在这场斗争中,王明、博古都集合在学校的党组织——支部局的周围,并作为校支部局的委员,一起领导了这场斗争。

  然而,在反托派斗争的不断深入中,校支部局发现,托派反对派并不是学校里唯一的反对派,中国革命的失败在学生当中引出了各种各样的复杂认识。例如,究竟谁应对中国革命的失败负责?许多学生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领导发生怀疑,而这些学生并不是托派分子。他们对中山大学反对托派反对派斗争的反应是,利用这一机会形成自己的独立力量,来反对校支部局成员和米夫。他们所奉行的这一路线后来被称之为“第二条路线”。这些奉行“第二条路线”的学生,同校支部局委员王明、博古等人围绕着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以下四个问题上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第一,关于农民问题。是联合全体农民反对地主,还有联合中农、贫农以反对地主、富农?

  第二,关于民族资产阶级问题。在中国是两个营垒,还是三个营垒?应当联合中间势力,还是把他们当作最危险的敌人?

  第三,关于工人运动的策略问题。是取消赤色工会,还是坚持赤色工会?

  第四,关于党的政治路线倾向问题。“左”倾是主要危险,还是右倾是主要危险?

  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王明、博古等人不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是完全机械地照搬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讲话。他们常常是手持书本、引经据典,夸夸其谈,言必称马列主义,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就连他们给反对派起的名字——“先锋主义”、“工人反对派”,都是从联共(布)党史中找出来的名词。中共“六大”以后,王明又无视党的纪律,别有用心地把“六大”上争论的问题带到学校中,在同学中挑起了激烈的争论。当时,“每周都要召开辩论大会,在辩论中,绝大多数同志反对王明等人的意见,但支部局的这些委员们总认为自己的意见正确,对广大党员的意见一概听不进去。”[1] 一次辩论会后,一个叫吴福海的同学气愤地动手打了博古。

  在这场持续较长时间的激烈的辩论中,博古不仅始终同王明站在一起,而且还进行了宗派主义的活动。“1927年下半年,王明在翻译班突然宣称: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有个反动组织——江浙同乡会”,并说“江浙同乡会是以俞秀松、董亦湘等为首的。”过了不久,王明又说,“加入同乡会的不都是江浙人,江浙人也不都加入了江浙同乡会。”结果弄得一部分学生思想极为混乱,江浙籍的学生更是人人自危。王明等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俞秀松、董亦湘等人对校内教学和支部局工作以及领导作风有意见,在班上常常和王明、博古等人发生分歧和争论;又因为他们两人是原支部局的成员,是中共的老党员,在学生中有一定的威信,所以,把他们作为主要打击对象,一方面可以抬高自己,同时又可以取悦于联共(布)中央,表示对肃反的积极。1928年初,当国内又有一批新同学入学时,博古又将这一宗派主义的斗争扩展到新同学中。他多次以支部局领导的名义找新同学谈话,“谈到校内情况很复杂,有江浙同乡会,托派等组织,过去学生还闹过事,曾经到共产国际去请愿等等”[2],让大家提高警惕。4月,王明、博古等又通过校长米夫将到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向忠发拉到中山大学讲话。向忠发根据米夫和王明、博古等人的一面之词,在讲话中认定学生中存在着江浙同乡会的宗派组织。他警告这一组织的全体人员,现已掌握的证据足以对他们进行惩处。他甚至恫吓说如不尽快坦白、交待,就把同乡会的头头统统枪毙。向忠发这一最后通牒式的讲话,在江浙籍学生中引起了极大的愤怒和恐惧。他们纷纷向联共(布)中央和中共代表团写信申诉,要求弄清是非真相。在数不清的申诉信的压力下,中共代表团开始解决这一纠纷。经过长时间的调查,代表团团长瞿秋白认为,存在江浙同乡会的说法证据不足。这使王明、博古等人很恼火,“他们以米夫为靠山,根本不把中共代表团放在眼里,对代表团的意见也不加理睬。”[1] 他们甚至散播谣言说:“中共代表团反对向忠发,而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联共(布)支部局拥护他,因而支部局和代表团是彼此对立的。”[2] 他们抓紧一切机会不点名地抨击代表团,表现出极大的派别习气。博古公开讲:“要是有某个人反对我们,我们就必须攻击他,反之,谁不这样做,我们就对他客气点。”[3] 他们在背后仔细审查了代表团成员自中共“六大”以来的各种讲话,极力从中找出与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立场相悖的地方,以作为攻击代表团的依据。1929年10月,当学校里清党开始时,他们便公开地利用这些材料,谴责代表团在中山大学培植“反党第二路线联盟”。

  王明一伙的这种做法,使中山大学内部四分五裂,支部局已无法控制局面,联共(布)中央不得不出来加以干预。根据校支部局的建议,第二条路线联盟的一些主要成员,有的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有的被开除党籍,有的被送回中国。1930年1月,联共(布)中央做出决议,肯定了支部局的政治路线。不久,中共中央改组了中共代表团。至此,王明及其追随者,便成为得到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某些领导人支持的,具有强烈的觊觎中共最高领导权野心的一个宗派小集团。博古在这次反对第二条路线联盟的斗争中,追随王明,为他后来掌握党的最高领导权奠定了基础。

  1926年至1930年间,苏联理论界教条主义盛极一时,其主要代表就是德波林学派。德波林是苏联著名哲学家,1926年至1930年间担任《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主编,192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德波林学派是以德波林为首的居于哲学界领导地位的一些人所组成的。这个学派在长时间的理论研究中,形成了一种教条主义的倾向,其主要特征是理论脱离实际。他们热衷于思辨领域中的理论问题,而撇开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他们认为意识和行为、理论和实践,二者互为基础,即实践是理论的基础,理论也是实践的基础,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成为认识上的二元论。在德波林领导下,苏联红色教授学院哲学部,在将近五年时间里的全部活动,都以黑格尔的《逻辑学》为中心。《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也以登载思辨性的文章为主。由于在基本的方法论上出现了问题,即忽视理论为现实服务,以现实为基础这样一个基本的方法论,因而在研究理论过程中呈现出了明显的教条主义倾向。

  博古在苏联学习期间,正值德波林学派盛行。1928年,博古作为中山大学的优秀学生被选派到红色教授学院受训,很快就与那里的德波林学派在思想上产生了共鸣。他开始用“博古”笔名(即他的俄文名字前两个音节的译音)翻译马列经典著作和普列汉诺夫著作,认为理论精通了,就能指导实践,不自觉地滑向教条主义。正如他自己后来总结的:由于“思想方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未建立起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没有实际锻炼。到苏联后仍以小资产阶级思想去学习马列主义,开始即觉到马列主义精神广大,另一方面受到德波林的影响,两者一结合成为教条主义。”[1]

猜你喜欢

邓稼先简介资料生平经历事迹 邓稼先的子女

  邓稼先,杰出的物理学家、核科学家,在核物理、中子物理、爆轰物理、等离子体物理、流体力学、统计物理和理论物理等多方面广有建树,是 更多

2017-02-14 17:16:00

李克农简历生平经历故事 李克农的子女后代

  李克农,民主革命时期长期主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情报工作,是中共和人民军队情报、保卫工作的卓越组织者和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在隐蔽 更多

2017-02-14 17:16:00

黄炎培简介生平经历 黄炎培的后代子女

  兴亡梦觉惊风采  黄炎培,号任之,1878年10月1日 (夏历九月初六)出生于上海沙县城一个平民家庭。父亲黄叔才初在家设塾授徒,后外出 更多

2017-02-14 17:16:00

罗炳辉将军简历生平经历 罗炳辉的后代子女

  (一)  罗炳辉,原名罗德富,自字宿星,1897年12月22日(清光绪二十三年冬月二十九日) 诞生在云南省今彝良县大河乡阿都村偏坡寨一汉族 更多

2017-02-14 17:16:00

吕正操简历生平经历 吕正操的子女后代

  吕正操,早年加入东北军,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他毅然参加中国共产党,率部改编为人民自卫军,开创 更多

2017-02-14 17:16:00
编辑推荐
图文推荐
最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