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是怎么死的 左宗棠简介资料的一生经历功劳|故事

时间:2016-12-21 22:33:00 来源:8794网 编辑:小霸气

  左宗棠,字季高,1812年出生在湖南湘阴县的一个小地主家庭里。是晚清地主阶级中比较爱国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左宗棠的祖父和父亲都是秀才。全家虽有四十亩地,由于人口较多,生活并不宽裕。十六岁那年,其母去世,十九岁时,又死了父亲。二十一岁时虽然考中举人,但随后三次入京会试都名落孙山。此后,他放弃科举,一心钻研历史、地理、军事等经世致用的学问。因为生计所迫,还从事私塾教学,有时也参加一点田间劳动,曾自号 “湘上农人”。在陶澍、贺长龄等师友的熏陶下,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影响下,他崇尚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人的思想,赞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进步主张,逐步形成了爱国主义思想。左宗棠的一生是功罪兼有的: 从1852年开始,他相继参与了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和回民起义的罪恶活动,他靠这一血腥事业起家,成了声势显赫的所谓 “中兴名臣”,成了和曾国藩、李鸿章齐名的封疆大吏。这方面,无疑是应当批判和否定的。但是,他在新疆沦陷的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力排众议,毅然挥师出关,收复了新疆,为中华民族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这场胜利的反侵略战争中,他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精湛的用兵艺术。

  海防塞防 力主并重

  1874年冬到1875年春,受到英、俄两国支持和控制的浩罕侵略者阿古柏,侵占我国新疆的天山南北已达十年之久,沙皇俄国直接出兵强占我国新疆的伊犁地区也已四年,饱受殖民统治的新疆各族人民,迫切要求清军早日出关,驱逐外国强盗,使新疆归回祖国。这时,左宗棠所部清军已经基本结束了在甘肃的战事,出兵收复新疆的条件完全成熟了。

  正当清政府调兵遣将,准备大举出兵收复新疆之际,发生了日本侵犯我国台湾的事件,东南海防因此紧张起来。于是,清政府内部出现了一场海防与塞防的争论。

  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认为: 塞防不如海防重要,新疆不收复,对国家元气无伤; 有了新疆,对国家只有损失而无收益; 阿古柏已与英、俄两国勾结一气,即使收复了也守不住; 目前财政困难,无力顾及新疆。因此,应该放弃塞防,专顾海防,准备出关的部队,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这就是所谓的 “海防沦”,实质上是放弃新疆的卖国谬论。

  以湖南巡抚王文韶为代表的塞防派认为: 西洋各国,以俄为大,离中国最近,又最狡猾; 目前已经侵占了我伊犁地区,势必长期不还; 如不迅速出兵收复,沙俄必将得寸进尺,继续入侵。因此,“目前之计,尚宜以全力注重西征”,“但使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则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①这就是所谓的 “塞防论”,实质上是主张暂弃海防,专注塞防。

  这时的清朝最高统治集团,从自己王朝的利益出发,还不甘心放弃新疆,但在海防论者的喧嚣声中,又感到左右为难,举棋不定。于是,密谕陕甘总督兼督办新疆粮饷事宜的左宗崇,不指名地转述了海防、塞防两种意见,让左宗棠帮助拿主意。无论资历、声望,还是地位、才干,左宗棠都是当时唯一可以同李鸿章相抗衡的人物,他的意见,无疑将对清政府的最后决策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左宗棠原来打算在陕甘战事结束之后告病回乡。但是,当他得知沙俄强占伊犁的消息后,便决心在垂暮之年 “与此虏周旋”。从此,他以收复新疆为己任,密切注视着新疆局势的发展。1874年10月,他受命督办新疆粮饷之后,已经从后勤的角度,开始了进军新疆的实际准备工作。

  1875年3月19日,左宗棠在兰州军营接到密谕之后,周密筹画了二十多天,于4月12日上了一道长达五千多字的《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坚决反对放弃塞防、专顾海防的主张。他认为: 自从福州船政局开设以来,海防的创办已有头绪,不需别筹经费,经常性的练军之费不多,也不用别筹; 如果西北塞防费用充裕,自然可以匀给海防一些,可是,历年来,各省、关欠解塞防之饷已达两千多万两,没有余钱可匀; 乌鲁木齐没有收复,无总要之地可以扼守,断无撤兵之理; 即使收复了乌鲁木齐,停兵不进,防军之数不可能减少,也不会节省军饷; 只有尽快收复新疆,以伊犁和南疆等富裕地区的财富来负担新疆的防务,才有可能节省军饷; “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亦未能晏然。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①因此,左宗棠主张: “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②这就是所谓的 “并重论”。

  同一天,左宗棠还上了一道《遵旨密陈片》,毫不客气地弹劾了原任新疆统帅景廉的无能和死板,弹劾了原任粮饷转运帮办袁葆恒的主观武断,对用兵新疆的人事安排提出了建议。

  5月3日,清政府发布上谕,认为左宗棠 “所见甚是”,决定采纳海防、塞防并重的主张,在加强海防的同时,出兵收复新疆; 决定将景廉和袁葆恒调回北京任职; 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并且表示“不为遥制”。这样,清政府就打破了边疆不用汉人的传统,将收复新疆的大权全部交给了左宗棠。

  左宗棠主张海防和塞防并重,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我们知道,中国近代以前的国防重点是塞防,是在西、北两方。从鸦片战争开始,资本主义各国相继从东、南沿海入侵,海防变得严重起来。从此,清王朝几乎把全部注意力转到了海防方面,忽视了塞防。林则徐最早看到了这个危险,他指出: 沙俄最终将成为中国的主要祸患。然而,他的话没有引起朝廷的注意。时过不久,沙俄就割占了我国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对于这样重大的国防失误,恭亲王奕诉却轻描淡写地说成没有仔细考察疆域舆图。可见清政府在塞防上糊涂到了何等地步。李鸿章发展这一错误,竟然主张放弃新疆、专顾海防,如果得逞,其后果之严重,是不堪设想的。因此,左宗棠的“并重”主张,不但避免了专注塞防的片面性,更重要的是克服了放弃新疆的危险性,实际上是一条从当时全国大局出发的唯一正确的国防方针。

  注重后勤 粮运兼筹

  用兵新疆,有兵、饷、粮、运四大困难。左宗棠认为: 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尤难于筹粮。粮、运两事,是用兵新疆的关键,“事之利钝迟速,机括全系乎此”①。因此,“非粮运兼筹不可”①。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运对作战的重要性本来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象左宗棠这样,把粮运提到战略首位,在其之前的中外战争史上,是非常罕见的。为什么呢?因为历代战争,大都在人口稠密的富庶地区进行,既可以取粮于敌,又可以随地征粮,粮运问题并不突出。然而,用兵新疆,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荒漠贫瘠,水草缺乏。特别是兵锋首达的东疆、北疆地区,戈壁纵横,产粮极少。就是邻近新疆的河西走廊,因为多年战乱,粮食也很短缺。从甘肃到新疆,远隔数千里,沿途尽是戈壁、沙漠、高山、深谷,即使买到了粮食,要想运到新疆前线,也非常困难。在这种条件下,不首先抓粮运,就谈不到打仗。清政府调兵遣将多年,全无成效,成禄一军赖在高台七、八年,就是不出玉门关,景廉、金顺虽然出了关,却打不了仗,基本原因都在粮食。因此,左宗棠断然把粮运摆到战略首位,是十分必要的。

  左宗棠受命之后,以相当长的时间和极大的精力,着重抓了以粮运为中心的各项进军准备工作。

  首先是军队的整顿。进军新疆的数量问题,清政府缺乏深虑,总以为多多益善,在调遣景廉、金顺两军进疆之后,又催令左宗棠分兵出关,还调遣穆图善、宋庆、刘铭传三军出关。李鸿章从阻挠西征的目的出发,企图釜底抽薪,奏请将刘铭传部二十二营铭军调往山东、江苏驻防。有趣的是,当清政府征求左宗棠意见时,左宗棠不但完全同意,而且还要求把穆图善、宋庆两军调走或裁遣。他依据粮运的战略地位,坚决主张“精兵”。为此,他对已在新疆和准备出关的部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

  陕甘战争结束时,左宗棠辖有一百八十多营,他汰弱留强,一下裁掉了四十营,以后又作了进一步的裁减。金顺部原有三十营,进疆之前接统成禄部十七营,进疆后接统景廉部三十四营,共计八十一营,金顺以拥多兵为荣,不愿裁减,左宗棠便奏请清政府,命令他裁掉了四十二营。景廉在新疆时,曾教条地搬用古代 “寓兵于农”的政策,搞且耕且战,结果不伦不类,粮食没有生产出来,仗也打不了。左宗棠一接任,立即划分兵农为二,择其精壮者为兵,散其老弱者为农。对于原来驻守新疆各城的清军残部,则令保守现驻城隘,不担负作战任务。另从五十五营老湘军中精选二十五营作为主力,在粮运完成以前,暂在凉州(今甘肃武威)整训,待命出关。已经出关的张曜部十四营嵩武军,令其在哈密举办屯田。经过这番整顿,不但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而且为军饷和粮食的筹备数量提供了依据。

  其次是军饷的筹集。用兵新疆,每年需饷约一千万两。当时的饷源仍靠各省、关供应陕甘的协饷、厘金和海关税,总计每年应到八百多万两。可是,拥护 “海防论”的督、抚们,一味拖欠,有的甚至停解。就连主张全力西征的王文韶,解饷也很不积极。当时,李鸿章系统的淮军,每年可发九个月实饷,而进军新疆的部队,每年只能发一个月实饷,这对于实行雇拥兵制、靠薪饷养家的勇营军队来说,是难以维持的。由于左宗棠与士卒同甘共苦,将每年官俸的大部分捐作军需; 加上广大官兵的爱国热情,军心还未动摇,薪饷还可继续积欠下去。但是,全军的粮草、盐菜、武器、被服的采买费和数额巨大的运输费,是绝对不能积欠的。

  1875年,左宗棠筹办粮运,需饷急如星火,当年却只收到了二百六十多万两协饷。1876年初,左宗棠在要饷、催饷无效的情况下,申请借外债一千万两,又受到李鸿章和沈葆桢的反对。不得已,左宗棠再次恳请清政府准借四百万两外债以解燃眉之急。清政府体谅左宗棠的难处,决定从户部库存四成洋税项下,一次拨给左宗棠二百万两,令各省、关三个月内合解三百万两,逾期不到,准左宗棠指名弹劾,从重治罪。另外,让左宗棠自己设法借外债五百万两。左宗棠接到上谕,高兴万分。开战前的军饷筹集终于有了着落。

  此后,左宗棠通过上海采运局,几次向外国银行借债,至1881年,总计借了一千三百多万两。同时还向本地、外地富商挪借了一些。加上各省、关每年解到一些,总算勉强解决了筹饷的难题。

  与此同时,左宗棠组织了一套庞大的机构进行军粮的采运。他改变了过去成禄之流采取的摊派强征和拉差逼运的办法,实行采买和雇运的方针。他强调 “民为军食之本”,规定以合理价格收购粮食、支付运费,一地采粮不准过多,要保证农民留足口粮和种子,以便恢复和发展生产,为日后准备粮源。

  按左宗棠在西北修订的《楚军营制》,步兵每营五百人,长夫二百人,骑兵每营二百五十人,长夫一百人,战马二百五十匹。兵、夫月需口粮四十五斤,战马月需粮料一百五十斤,草三百六十斤,草不够以粮料补充。总计入疆部队最多时达到百营左右,其中骑兵约占四分之一。每年约需粮食五千万斤,准备三个月作战口粮和三个月储备口粮,需要两千多万斤。军粮的采运,基本上按照这个标准进行。

  在采买方面,左宗棠开辟了五个粮源: 一是河西地区。1875年采购到三千六百多万斤粮食。二是口北地区。由于河西地区粮少价贵、运费高昂,左宗棠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宁夏、归化(今呼和浩特市)和包头以西盛产粮食,经外蒙边有一条近路直达巴里坤,用骆驼运送,每百斤粮只要八两银子,比从河西采运便宜一半左右。左宗棠就在归化设了采运总局,在包头和宁夏设了分局。从1875年夏到1876年夏,共从此区采购到七百多万斤粮食。三是北疆地区。从古城(今新疆奇台)到济木萨,产粮虽然不多,还可以买到一点。为了防止采粮过多,左宗棠采取事先调查、确定购量的方法,共买到三百多万斤粮食。四是俄商之粮。1875年夏天,俄国商人索斯诺夫斯基到兰州拜访左宗棠时,主动提出从俄边斋桑湖一带为清军采运五百万斤粮食到古城,每百斤收费七两五钱,条件是允许俄商来西北做生意。左宗棠一合计,觉得很划算,答应新疆收复后再行通商。双方当即签订了合同。其实,这个所谓的商人原是沙俄军官所扮,卖粮的目的是为了左右清军行动,左宗棠虽未识破其阴谋,但也没有依赖俄粮。由于战争迅速胜利,索斯诺夫斯基的罪恶目的没有得逞。五是屯垦之粮。张曜所部于1875年开荒近两万亩,1876年收获了一百五十多万斤粮食,也解决了一点问题。

  在运输方面,左宗棠采取了多种办法。俄粮包给俄商运送,口北粮食包给骆驼商队用直达方式运送,这两路的运输,费力不大。最困难、最复杂的是河西一线,不仅要运输几千万斤粮食,还要运输大批的武器、弹药、军装、被服等军用物质。从凉州经甘州(今甘肃张掖)、肃州、安西、哈密、巴里坤到古城,全长三千五百四十里。沿途人烟稀少,道路年久失修。尤其是从安西到哈密的一千多里,茫茫戈壁,砂砾纵横,除马莲井有点水外,没有台站,没有水草。从哈密到巴里坤,中隔天山,山高路险,大车难以翻越。由于多年战乱,牲口、民夫和车辆严重缺乏,购雇两穷。左宗棠从实际出发,规定玉门关内主要采用车运,玉门关外主要采用驼运; 在发挥官运(辎重部队)作用的同时,主要雇清民夫运输,关内百斤百里给银四钱,关外加价一钱; 具体方式是 “节节短运”,分程包干,各运一段,层递衔接,流水而进; 此外,还让军队裹粮出关。凡出关部队,除随身背带和车、驼装运一批粮食之外,走一大站后,再腾出车、驼回头再运一批,如此往复而前。

  在左宗棠的调度下,从1874年10月到1876年5月,用了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才将大批作战物质运达新疆前敌,并在哈密、巴里坤、古城等地库存了两千多万斤粮食。至此,以粮运为中心的各项后勤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了。

  先北后南 缓进急战

  1876年春,左宗棠奏调擅长办理后勤的刘典抵达兰州,负责陕、甘和新疆的后路事宜; 同时,委托 “英锐果敏、才气无双”、是年只有三十三岁的刘锦棠总理行营营务,负责指挥前敌诸军作战。4月7日,他自己从兰州移大营于肃州,居中坐镇,统筹调度。

  依据新疆的敌情和地理条件,左宗棠计划以歼灭阿古柏入侵势力为第一期作战任务,战略部署是“先北路而后南路”①。4月26日,刘锦棠在肃州正式受命出关时,左宗棠又授以 “先迟后速、缓进急战”的八字方针,告诫他务必做到 “前途有粮可因,后路有粮为继,乃为稳着”②。

  按照先北后南的战略部署,清军出关后,第一个战役是攻占北疆,收复乌鲁木齐至玛纳斯一带,扼全疆总要之处,为南进准备后方基地。

  这时,阿古柏的主力都在吐鲁番地区,北疆是由投降阿古柏的白彦虎、马人得、马明各部防守的,总兵力约有两万人,主力六千余人部署在乌鲁木齐东北的古牧地(今米泉)。

  左宗棠确定: 由刘锦棠和金顺两部六十四营、三万多人马担负作战任务; 刘锦棠到济木萨与金顺会师后,首先攻占古牧地,撤乌鲁木齐屏障,“成捣穴犁巢之举”; 再攻占乌鲁木齐满、汉各城,如果阿古柏从南路率军来援,“当有数大恶战”,刘、金两部应合力猛打数仗,歼灭阿军援兵,为下兵南路大张声威; 此后分兵两路: 金顺率部西攻昌吉、呼图壁和玛纳斯南北二城,刘锦棠率部在乌鲁木齐地区清剿残匪,准备对付阿军可能的反扑。战役发起的时机,左宗棠和刘锦棠反复商酌,最后定在秋初,因为届时 “新谷遍野,有粮可因”。

  1876年8月上旬,北疆战役打响。在刘锦棠的机动指挥下,迅速攻取了古牧地和乌鲁木齐,金顺部西攻时,不战而下昌吉、呼图壁和玛纳斯北城,历时仅十多天。白彦虎、马人得率残部南逃。阿军五千骑兵来援,刚到达坂城,闻败而止。这些进展,比左宗棠预计的顺利得多。

  左宗棠闻讯,高兴异常,立即着手部署天山战役,准备分兵攻取天山地区的达坂城、吐鲁番和托克逊,打开进军南疆的门户。计划一上奏,清政府也很满意,谕令他赶紧和刘锦棠 “约定师期”。不料,金顺 “攻坚无善策”,玛纳斯南城久攻不克,直到刘锦棠派去十一营老湘军增援,到11月6日才攻克。这时大雪已经封山,无法南进了。

  清军攻占乌鲁木齐后,阿古柏非常恐慌,一面请英国主子出面调解,企图通过外交途径制止清军南进; 一面赶赴托克逊部署防御,企图以吐鲁番、达坂城、托克逊三城互为犄角,坚固设防,阻止清军南进。后见清军没有动静,又重新部署: 以南逃的白彦虎、马人得残部配合艾克木汗步骑八千五百、民团一万防守吐鲁番; 以其大总管爱伊德尔呼里率步骑四千四百防守达坂城,并于东西天山隘口之间筑成一座新城; 令其次子海古拉率步骑六千防守托克逊,总兵力约有三万多人,其中作战主力两万余人,并配备了大量的后膛枪、炮。阿古柏自己则退居喀喇沙尔(今焉耆),作遥控指挥。

  为了保护阿古柏这条走狗,英国公使威妥玛以代表阿古柏“乞降”为词,发动外交攻势,要求清政府停止进军,准许阿古柏为 “属国”,“免去朝贡”。清政府转询左宗棠,左宗棠断然拒绝,指出英国的阴谋是让阿古柏长期侵占我南疆地区。同时,左宗棠函告刘锦棠,大军南进时,如果阿古柏派代表真意求降,可押解肃州大营,如果意图缓兵,即将来使遣回。

  左宗棠认为,天山战役不同于北疆战役,清军将同阿古柏的主力交战,需要认真对付。为此,他计划: 集中刘锦棠、张曜、徐占彪三支部队作战。同时给刘锦棠增调了骑兵、炮队各三营,给张曜增调了骑兵、炮队各一营(共计十六营),给徐占彪增调了骑兵一营(共计六营),合计三部兵力为五十三营、两万多人。依据敌情和刘、张、徐三军的分布,兵分三路,同时进击: 以刘锦棠为北路,从乌鲁木齐出发,由北而南,攻打达坂城,如果得手快,则分兵配合张、徐两军夹攻吐鲁番; 以张曜为东路,从哈密出发,由东而西,以徐占彪为东北路,从巴里坤出发,由东北而西南,出木垒河,越天山南下,与张曜在盐池会师后,合兵西攻吐鲁番,如果进展快,则西进配合刘锦棠夹攻达坂城;两城攻克后,三军合攻托克逊。战役发起的时机定于来年春融,具体师期,由刘锦棠与张曜、徐占彪约定,分期出发,定期攻敌。

  玛纳斯一战,再次证明金顺 “粥粥无能”,难以独挡一面,恰逢清政府任命金顺为伊犁将军,左宗棠便将金部三十九营裁并为二十营,担负玛纳斯以西到精河一带的防务; 奏调驻包头的金运昌部十营皖军西行,接刘锦棠之防,驻守乌鲁木齐地区; 调徐万福三营、范铭一营接徐占彪之防,驻守巴里坤、古城地区,哈密防务则由刘风清部两营豫军和原哈密四营防军负责。

  为了保证粮食供应,左宗棠令古城粮局采运九百万斤粮食到乌鲁木齐,加上清军在乌鲁木齐地区收割和采购的秋粮,为刘锦棠一军备足了四个月口粮。并令巴里坤粮局就地采购两百万斤粮食,加上从口北运来之粮,合成六百万斤,供徐军与接防之军食用; 又令肃州粮局、采运六百万斤新粮到哈密,满足张军之需。同时还赶运了一批军装、被服和新买的后膛枪、炮到达前敌。

  南进之前,左宗棠向各部反复叮嘱: “大军规复旧疆,是吊伐之师,与寻常讨贼有异”①,必须严禁杀掠奸淫,严禁骚扰百姓,要宽待阿军俘虏,争取南疆人民的支持和配合。

  按照左宗棠的部署,天山战役从1877年4月中旬开始,前后不到半个月就胜利地结束了。刘锦棠一路攻打达坂城,仅用了四天就全歼守敌,无一漏网,还生擒了爱伊德尔呼里,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接着,刘锦棠分兵一部,与张、徐两军同日抵达吐鲁番城下。这时,艾克木汗、白彦虎已经南逃,马人得稍作抵抗后,率部投降。刘锦棠自率一部直捣托克逊,海古拉接战不利,慌忙烧毁存粮和火药,仓皇逃往喀喇沙尔。总计这一战役歼敌两万余人,救出百姓两万余人。刘锦棠对俘虏全部宽大释放,对百姓作了妥当的安置。爱伊德尔呼里主动写了劝降信给阿古柏。左宗棠的战役计划顺利地实现了。至此,南疆八城,门户洞开。

  天山战役结束后,被左宗棠誉为 “深明缓进急战之义”的刘锦棠,建议 “暂作小停顿”。左宗棠认为,只作小停顿,粮运准备还来不及。从吐鲁番到库尔勒一千多里,沿途产粮极少,必须采运足够的粮食才能进军。吐鲁番本是产粮区,可是,存粮已被敌毁,当时青黄不接,新粮还要三个月才能收获。哈密、巴里坤、古城和乌鲁木齐各粮局所储存粮,短时间内运不出来。需要派人到吐鲁番和托克逊设粮局,采运粮草,还需要调运足够的银两随军前进,以备在库车以南随地买粮之用。因此,左宗棠决定,部队暂缓进军,待暑天过去和 “秋粮采运足供”之时,再举进兵。

  清军的缓进,客观上促进了阿古柏营垒的分化瓦解。当天山战役打响之际,阿古柏从喀喇沙尔退到了库尔勒。库尔勒是维语“观望”的意思。阿古柏在 “观望”城中,观望到他的主力溃不成军,观望到被释放的俘虏为清军义务宣传,观望到他的部下纷纷投奔清军,观望到他的大总管给他的劝降信。1877年5月29日,阿古柏再也观望不下去了,他歇斯底里大发作,在残酷殴打他的部属时,突然中风,不治而死。树倒猢狲散,阿古柏的死亡,引起了一场内乱的爆发。海古拉携其父尸逃向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途中,被其长兄伯克胡里所杀。艾克木汗在库尔勒自称为汗,进据阿克苏后被伯克胡里打败,逃奔沙俄。原来投降阿古柏的尼牙斯在和阗起兵,进围叶尔羌以策应清军,原叛国投敌的喀什噶尔汉城守备何步云,乘机反正,率军占据喀什噶尔汉城。这时,白彦虎独成一股,偷息于开都河西岸,随时准备逃窜。敌方的分崩离析,给清军继续进兵造成了极为有利的形势。

  左宗棠预计,阿古柏死后,当面之敌,以伯克胡里和白彦虎两股为大,伯克胡里长于坚守,白彦虎长于流窜。一旦清军进攻,白彦虎必然迅速逃窜,其窜路有三: 一是西窜库车、阿克苏,正为清军追剿之途,不必别为布置; 二是经罗布泊、吐鲁番边界,东窜敦煌,逃入青海。这一路山泽盘旋,荒僻少粮,可能性不大,三是由西转北,经伊犁边界,回窜昌吉、玛纳斯一带,这一路地势平衍,道路纷歧,威胁最大,必须预先设防。为此,左宗棠令金顺和金运昌两军,“远发侦探,加意预防”,随时准备截击白彦虎的回窜。

  南疆八城,以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为东四城,夹在天山山脉和塔里木盆地之间,东西一线,延绵三千余里。以喀什噶尔、英吉莎尔(今新疆英吉莎)、叶尔羌、和阗为西四城。由阿克苏向南,经一千五百多里驿路到达叶尔羌,叶尔羌以东七百多里是和阗,往西约三百里是英吉莎尔,再往西二百多里是喀什噶尔。八城中,以阿克苏的地理位置最为重要。

  根据这种敌情和地势,左宗棠安排南疆战役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个阶段攻占东四城,控制阿克苏; 第二个阶段攻取西四城,收复整个南疆。为了使战役顺利进展,左宗棠组成了三个梯队: 以刘锦棠部三十一营为 “主战”之军,组成一线兵团,首先出发攻敌; 以张曜部十六营为 “且战且防”之军,组成二线兵团,稍后出发,接防已克之城,清剿残敌,防敌回窜; 徐占彪一军在天山战役中曾勒索敌财,破坏军纪,左宗棠觉得徐占彪“不明事理,不受教益”,便将其撤回巴里坤、古城一带驻防。另调易开俊部七营安运军为 “防军”,组成三线兵团,在张曜之后出发,填防阿克苏以东各城。战役发起的具体时间,授权刘锦棠决定。

  1877年9月下旬,清军粮运准备完毕,先遣部队控制了托克逊至曲惠一线。刘锦棠不失时机地发起了南疆战役。由于白彦虎一触即逃,刘锦棠机动灵活,断然率精锐步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月驰驱三千里,在维族人民的支持和协助下,一举收复了东四城。

  在此之际,英国又向清政府交涉,要求清政府准许伯克胡里在西四城 “立国”,作为属国,每年入贡。驻英公使郭嵩焘和李鸿章一唱一和,鼓动清政府批准这一侵略要求。清政府将情况通报左宗棠,左宗棠怒不可遏,立即上奏痛斥了李鸿章之流的卖国主张和英国的无理要求,同时命令刘锦棠一意进军,如遇外国人交涉,请其到肃州大营说话。

  1877年12月初,刘锦棠得知尼牙斯和何步云反正的消息之后,不待张曜一军到达阿克苏接防,便分兵三路,于年底收复了西四城。除伯克胡里和白彦虎各率一部、分道投奔沙俄而漏网之外,余敌全部被歼。阿古柏侵略势力终于被消灭了,沦陷十多年的天山南北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胜利捷报传到肃州大营时,左宗棠高兴万分,情不自禁地赞扬说: “大军西征,如飞如翰”,“功成迅速,则实古今罕见之事”。①

  所以功成迅速,当然和左宗崇的正确指导分不开。尤其是他制定的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战略方针,收到了克敌制胜的效果。

  先北后南,正确地选择了战略打击方向。从敌情看,阿古柏比沙俄弱,北路白彦虎、马人得等部又比南路阿古柏嫡系弱,先打北路,做到了先拣弱的打。从地理看,清军控制着哈密和巴里坤、古城、济木萨一带,具备先打北路的后方基地,乌鲁木齐是全疆的总要之地,可以制约南路。先打北路,既可以使清军依托后方,稳步进展,又可以割断阿古柏与沙俄的联系,制止沙俄东侵,形成对南路阿军的东、北两面逼攻之势。

  缓进急战,正确地解决了新疆特殊条件下作战的基本问题。缓进的实质是粮运问题,新疆缺粮,军粮靠从外地采运。依靠当时的运输条件,要把几千万斤粮食和其它作战物质从几千里、上万里之外运到新疆前线,没有足够的时间不行。部队进军快了,粮运跟不上,仗打久了,粮运更困难,这就是用兵新疆的特殊所在。“缓进急战”四字,有效地解决了这个矛盾,真正把粮运放到了战略首位。左宗棠本人对此也极为看重,他曾指出: 收复新疆之战,“决机致胜,全在缓进急战四字。”①这个看法,颇有道理。

  此外,左宗棠对历次战役的部署也是正确的。战争期间,他一直坐镇于肃州大营,离作战前线远达数千里之遥。但是,由于他对敌情、我情和新疆的地理都有充分的调查研究,因而,能够通过当时军台、营塘传递文报的通信联络,实施了符合实际的战役指挥。真可谓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表现了算胜先于战胜的指挥特点。

  1878年,清政府派崇厚出使俄国谈判收复伊犁问题。次年8月,崇厚同沙俄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交收伊犁条约》,仅收回了伊犁一座孤城。左宗棠坚决反对这一卖国条约,坚决主张“先之以议论,决之以战阵”。在一场著名的 “和、战之争”中,他成为主战派的旗帜。1880年4月,左宗棠作出了三路出兵、收复伊犁的战役部署。5月底,他以六十九岁高龄,出玉门关,移大营于哈密,决心与沙俄决一死战。在左宗棠的积极奋战之下,色厉内荏的沙俄被迫将已吞并的特克斯河流域大片领土归还我国。

  此后,左宗棠为国计民生,特别是为抗击法国侵略,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1885年8月,他病逝于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的住所。
中国历代名将:左宗棠郑成功宗泽祖逖诸葛亮周瑜赵充国周亚夫赵奢杨秀清袁崇焕杨幺岳飞杨业杨素徐达谢玄项羽文天祥卫青王翦田单石达开石勒司马懿孙武戚继光努尔哈赤马援蒙恬赖文光李秀成李自成李愬李晟李光弼李靖陆逊吕蒙李广李牧廉颇韩世忠韩擒虎霍去病韩信简郭子仪耿弇杜预邓艾蔡锷陈玉成常遇春成吉思汗曹操陈胜白起

  注释

  ①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九十九。

  ①②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四十六,《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

  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四十三,《金军未能迅速出关折》。

  ② 《勘定新疆记》,卷二。

  ① 《左文囊公书牍节要》,卷十六。

  ② 《左文囊公家书》,《与孝宽》,东亚书局印。

  ① 《左文襄公全集·批札》六。

  ① 《左文襄公全集·批札》七。

  ① 《左文襄公家书》,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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